全球化走到今天，似乎已经逼近了人类从这波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提供的技术溢价所能带来的最高阶段。当逆转刚刚开始时，伯南克称这不过就是一场约50亿美元的危机，而且仅仅局限于次贷危机，那时的金价不过700美元左右，但不久危机扩散到整个金融领域，那时我们把它当作流动性问题处理，各国竞相投放货币，信用货币的贬值推动了黄金价格的大幅上涨，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恐怕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经济危机，偿付能力成为了主要问题，黄金似乎成为唯一的“救命稻草”，金价一直保持高位运行。

　关于危机的根源，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每一次危机的爆发原因都是不同的。新生事物如信用评级、结构性投资工具、债务抵押债券等对危机的发生起重要推动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引发危机的原因都是相同的。每一场危机总是以革新开始，新技术产生、乐观情绪上升，信用体系膨胀，越来越多的资金从银行贷出，经济开始走向繁荣，在这种力量的诱导下，人们越来越乐观，直到这种理性的乐观变为了一种非理性的乐观，泡沫越来越大，经济走向衰退。

　　引发危机的根源或许不同，但是每一场危机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黄金作为经济的稳定器，其避险功能总是在危机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人们总是习惯于高估自己的预见性，认为未被预见的危机便不会发生；面临危机时又乐观地认为有足够的应对措施。这其中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调整。遗憾的是各种措施短期内都有很强的局限性，长期副作用更是显而易见。

　　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操控利率，控制货币的价格。廉价的信用货币，诱使人们“寅食卯粮”，不断地透支未来，随着债务水平的提高，货币政策的作用会越来越小直至完全失效。

　　1974年黄金走下的历史的神坛，但是其货币属性仍没有消失，特别是其价值尺度和贮藏手段职能仍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危机到来，黄金价格的大幅上涨正是贮藏手段职能在发挥作用。黄金是货币价值的尺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调节货币的供应量，因此，恰当地运用黄金来衡量和管理货币的价值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当货币供给过度时，它们就会被立即送回银行，请求兑换成金银币，退出流通领域，当发生通货紧缩时，人们又会拿着金银涌向银行换出纸币。

　　财政政策容易引发金融市场的消极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是危机理论，不是主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政府都可以大规模举债，长时间地发新债还旧债，可能造成经济增长与债务平衡之间更大的不均衡。

　　结构性政策意在将所有的债务一笔勾销，但当前大量债务被粉饰后，潜伏水下，没有人能说清楚其体量有多大。勾销债务不但会触碰道德风险外，更会导致政治风险。

　　在“极端情况”下融资，是黄金更重要的功能。1998年金融危机中，俄罗斯通过减少33％的黄金储备避免了“灭顶之灾”；韩国陷入金融危机则依靠约 270 吨黄金换取的外汇偿还外债，使本国的实体经济不至于元气大伤，从而较早地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