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活了一大把年纪，遇到过不少狂热的文学爱好者，他们均表示他们即将写出惊世之作。林国锋就是这么一位，当时，他已经决定写三部曲了。

　　之后，他的名字确实变成了铅字，那是在一家晚报的一则新闻后面，署名为：通讯员林峰。他使用了笔名。

　　这则新闻记录的是A市一个退学的高二男生，在某一天，冲进教室捅死一男一女两名同学，之后跳楼自杀。

　　碰巧的是，我也接到了采访这起命案的任务，所以在命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我从广州赶往A市。为了抢新闻，我打电话给林国锋，让他再通过熟人进一步了解案情。他是A市人，后定居广州，在新闻发生的时候，他正好在A市。他在当地有丰富的人脉。

　　之前，我们已打过一次交道：他向我报料，并陪同我采访，在某些重要环节，他甚至安排黑道上的朋友为我保驾护航。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工作，他的生活来源靠什么，总之，在我采访的数日，他主动全程陪同，并和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无聊的夜晚，我们从大学时光聊到女人，还聊了很多更为深入和隐私的话题。

　　通过前次的交往，我以为我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因此，在采访这起命案时，我首先想到了他。他答应得很爽快，并称有很直接的关系可以掌握案情云云。于是，我安心地赶路。

　　可是，在接近A市时，我再也联系不上他了，即使打通了他的手机他也不接。我只好赶往殡仪馆，那个被捅死的女学生的葬礼正在举行，我企图在那里认识她的同学、老师、父母，了解这起命案的原因。

　　殡仪馆建在一片荒郊野地里，那是几栋简陋的平房。她躺在透明的冰棺里，脸上画着生硬的浓妆，身体四周布满色彩缤纷的塑料花。她生前的同学、老师和亲人们排着队，做三次鞠躬。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教师，涕流满面地、数次哽咽着背完数百字的悼词。之后，所有人围着冰棺走了一圈，仪式就结束了。这是一个简朴的遗体告别仪式。尽管音箱两次制造出刺耳的噪音，阻隔了老师情绪的顺畅表达，但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堪称完美的仪式。

　　然而，这场仪式是在一份合同签署后举行的。签署合同的双方是学校和死者家属。在这份合同里，校方愿意先支付5万元作为殡葬费用；其他赔偿事宜，之后再谈判解决。谈判使周围的人都无暇深入思考一个新鲜的生命突然消逝的原因，更无心改善身边的环境了。人类对于生命的态度是何等扭曲啊。还有更多细节展示着人类的扭曲：在进入殡仪馆时，她的亲人给每个前来吊唁的人发了一张一元钱的纸币，用于驱邪；在仪式结束后，走出殡仪馆的人们，纷纷走到一个水龙头前，洗手，洗眼睛，然后洗脸，祛除晦气，我以为那个泪流满面的教师可能会例外，但他也未能免俗。

　　这种场合显然不适合找人采访，我一个采访对象也没找到，便灰头土脸地走出殡仪馆。

　　第二天，那家晚报就登出独家猛料：在肇事者曾经住过的出租屋里，发现了一本“索命日记”，记载了命案发生前几天肇事者的心情，反映出他与两位死者之间存在感情纠葛。紧跟记者署名之后的就是“通讯员林峰”。文末的括弧里注明“报料人林先生，一等奖300元”。

　　这时候我才发现“战友情”原来是如此之不堪一击。备受摧残的我用一整夜的时间思考人性善恶。当我昏沉沉翻开新一天的报纸时，竟然发现媒体集体辟谣：记者们列出了几条扎实的证据，证明“索命日记”系伪作，并非出自肇事者之手，且证明肇事者的杀人动机是遭受歧视和欺侮，而非感情纠葛。

　　原来，当我一次又一次拨打林国锋的电话时，他正躲在隐秘处编撰日记的内容，然后将之当作事实提供给那家晚报记者。那么，他为什么要造假呢？为什么将自己搅进一起惨烈的命案？仅仅为了让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他们对待生命和逝者的态度是多么扭曲啊。

　　大戏才刚刚开始呢。我很想知道他造假时的心理，显然，他已成为新闻当事人之一。然而就在当天，媒体们便纷纷接到了“不予追踪报道”的通知。极少有人知道这份通知发出的原因，而我却隐约掌握蛛丝马迹：在我们当初同房共寝时，他曾告诉我，他太太原是某某厅的干部，后调任公安厅。这信息虽未经证实，但他编造案情，扰乱警方调查，不仅未受到任何惩处，还给媒体们招来一道禁令，这证明他确实有些背景。

　　但那名晚报的记者却因这则假新闻而被解雇。假如当初，在我一个又一个的电话催促中，林国锋将编造的日记提供给了我，那么被解雇的人就是我了。之后，我就陷入深深地自责之中：为了名利，他不惜造假，将自己搅进一起惨烈的命案，却不愿加害于我，这是何等情深意重啊。接着，我又怀疑，他在编造“索命日记”这一情节，以及杜撰日记的内容时，以为自己正在从事文学创作。或许他并非为了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