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入暑假，教育部重拳出击打击校外培训，引发巨大关注，舆论(以及股市)焦点都落在了学XX、X辅导等上市公司上，却可能忽略了校外培训中其实更“野生”或者也更悠久的一个现象。不过，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开始面向全国中小学校和教师开展为期九个月的有偿补课等问题专项整治。

　　通知中提出要“零容忍”的行为包括“课上不讲课下讲”、“组织开展校外培训班”等，都是有针对性的。例如日前就有媒体报道，安徽黄山某中学教师在自己的别墅内组织有偿补课，被教育局突击检查。在校教师利用寒暑假“赚外快”，绝非个别现象，据说某些教师一个暑假可以赚几年的工资。

　　不要说公立学校在职教师，即使是私立学校或培训机构的教师，利用私人时间有偿补课，可能都违背职业伦理。而公立学校教师给自己的学生有偿补课，已经可以算是一种腐败行为。对此严查和“零容忍”，是应有之义。但也要思考，这一违规现象的产生，有没有其他原因？

　　例如，虽然医患矛盾也时有爆发，但似乎很少听说有公立医院医生在外面偷偷行医。这原因很简单：在“院内”可以解决需求，就没有理由去“院外”解决，而医生没有动力去刻意降低院内服务以获取院外利益——试想，如果一个医生在本职工作中不认真敬业，又何以在外部市场上建立自己的职业声望？一个律师，如果在正常执业时敷衍塞责，又怎会有人要私下请他？那么，为什么偏偏教师会有“课上不讲课后讲”的现象呢？

　　我们当然不能认为是教师这个群体的道德水准比医生、律师要低。固然有极少数教师因为私利而与家长做有偿交易，但这不能解释这一现象的普遍程度。更重要的是，家长为何能接受“课上不讲课后讲”，甚至主动去购买这样的服务？——虽然公立教育的家长并不等同于“顾客”，但他们是有权利也有渠道去反馈的。

　　一个解释是：学生或家长想获得的内容课上“无法讲”、“讲不了”——即使教师愿意讲。

　　这当然有一个无法避免的原因：不同于医疗等行业，学校教育必然具有“群体性”，无法提供完全个性化的服务。但毋庸讳言，片面强调“减负”，降低校内讲授和训练的难度，无法满足许多家长的预期和希望，从而“制造”出课后辅导的灰色市场。

　　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位新毕业的数学老师，他在课上讲授的内容只有两个同学可以听懂，因此受到校领导的批评，只能努力改变自己的讲授方式。但他后来调去一所全国知名中学，很快成为受到学生欢迎的数学名师。

　　在这个真实故事中，校领导没有错：你当然不能只讲给两个学生听。但反过来，如果只有两个学生没觉得“没吃饱”，是否合理呢？这个问题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也因此不应去寻求一刀切的标准答案。国家越来越提倡素质教育、个性化发展，这不应限于“音体美”，也包括学科学习。

　　加强学校课后服务，自然也不只是延长放学时间，而首先要提供更高质量的课堂服务，包括允许甚至鼓励教师“尽量讲”、“讲更多”。这并非就是放弃差生，因为“补差”和“扶优”无高低之分——但两者都需要努力而非“减负”。

　　说回我的那位数学老师。虽是名师，但他从不有偿补课，甚至无偿私下辅导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生——而我相信绝大部分教师都有诲人不倦之心，而非一味追名逐利。《小舍得》的钟老师，不也免费给米桃补课吗？但如果“多讲”成为一种过错，人的道德感也许会发生变化，把本来是高尚的事变成了一种“生意”。

　　我们可以想想张桂梅校长，如果严格按照某些“减负”要求，她的学校得有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