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报告把“碳中和”说透了

大重构与六大碳减排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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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是我国能源安全和经济转型的内在需求，也是世界各国利益对立和统一。其中对立体现在“碳排放权”背后发展权的博弈，统一体现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一致。相比发达国家，我国实现“碳中和”的年限更短，碳排放下降的斜率更大。
报告综述：碳中和与大重构：供给侧改革、能源革命与产业升级
基于碳排放来源的燃烧、非燃烧过程，我们构建了“碳中和”的实 现路径：1）供给侧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构建零碳电力为主、氢能为辅的能源 结构，同时大力发展储能以保障电网平衡；2）需求侧从工业、交通、建筑三个 部门着手，全面推广终端电气化、源头减量、节能提效；3）改良工业过程，针 对工业原料的氧化还原、分解采取针对性的原料替换。
六大路线：源头减量、能源替代、节能提效、回收利用、工艺改造、碳捕集
1）源头减量：短期减排压力下，政府可能通过“能耗”等措施进行供给侧改革， 需要关注是否发生阶段性冲刺，引发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上涨。吨产品能耗大户：电解铝、硅铁（钢铁）、石墨电极、水泥、铜加工、烧碱、涤纶、黄磷、锌等；
2）能源替代：以风光、储能、氢能、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的新能源行业，包括 供应链上下游、制造端、运营端在内的全产业链都将受益于碳中和对投资的拉动；
3）节能提效：工业节能、建筑节能及节能设备将受益；
4）回收利用：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可以有效减少初次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如 废钢、电池回收、垃圾分类及固废处理；
5）工艺改造：主要集中在电池技术升级、智慧电网、分布式电源、特高压、能 源互联网、装配式等方面；
6）碳捕集：部分路径碳减排的难度较大，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可能作为 “兜底”技术存在。目前来看成本处于高位，不同路线成本在 700-15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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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大重构
1.1、 发展的权利：大国博弈与利益统一
站在全球视角，我们认为中国加快“碳达峰、碳中和”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推动：
1）“碳中和”是中国经济的内在需求——能源保障、产业转型
在能源保障方面：2020 年底，我国原油进口依赖度达 73%，天然气进口依赖度 也在 40%以上；基于能源保障考虑，发展新能源具有必要性。与此同时，我国 已在新能源领域建立起全球优势。根据麦肯锡测算，我国在太阳能电池板领域的 国家表现远超美国，在所有行业对比中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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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转型方面：虽然“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步消除，但是 仍有流动性泛滥、债务问题等未来潜在的风险点；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 度，然而面对比如贸易摩擦、技术封锁等复杂的国际形势，做好自己显得尤为重 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将是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加快新产业的战略布局，产 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前所未有，步伐明显加快，在能源与资源领域、网络信息领域、 先进材料与制造领域、农业领域、人口健康领域等出现科技革命的可能性较大。
“碳减排”作为重要的抓手，通过“碳成本”这一要素的流动，推动我国产业结 构性改革。
2）“碳中和”的对立性——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但因经济与贸易依赖性、碳市场不成熟等原因而搁 浅。
根据 OECD 数据，2015 年我国对外出口约 6 亿吨 CO2，其中对美出口 2.26 亿 吨，占比约 35%。假设国际对我国按 40 美元/吨征收碳税，增加开支约 260 亿 美元；按 100 美元/吨，增加 650 亿美元。假设我国碳排放成本全部内部化，2019 年我国碳排放 98.26 亿吨，按碳价 100 美元/吨测算，需 9826 亿美元。
“排碳限制”的本质，是一种发展权的限制；而“碳关税”的本质，是应对贸易 劣势的一种手段，而这种劣势，可能一部分是由实施碳减排后成本增加而造成的。站在我国的角度：“碳关税”既是贸易壁垒“压力”，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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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新冠疫情”后，我国推动“碳中和”更加迅速？——增加国际声誉和话 语权。2019 年我国碳排放量达 98.26 亿吨位列全球第一（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 量/GDP 均相对较低），自 2005 年以来为全球碳排放总量最高的国家（加入世 贸组织后，全球产业链分工变化所致）。近年来我国碳排放增速已有所放缓，但 较为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我国碳排放全球占比仍在持续提升，2019 年达 28.76%。  加速推动“碳中和”将助力我国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国际气候法 律秩序构建中争取获得“话语权”，并掌握未来全球“游戏规则”的主动权和制 定权。
目前，全人类气候目标竞赛已经开启，根据 EnergyClimate 机构推出的净零排 放竞赛计分卡，目前我国已处于第四梯队，位列全球第 28 位。
3）“碳中和”的统一性：全球难得的政策与利益一致点
从全球来看，多数国家已更新 NDC（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碳中和”已成为 全球大趋势。
拜登上台后，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应对气候变化是拜登此次总统竞选的 核心承诺之一，未来美国将在全球气候变化、新能源发展方面采取更多的措施。
虽然前期中美在贸易和技术层面有着种种的不愉快，但是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 面，无论是中美还是全球，在碳中和方面，具有相同的利益和方向。
1.2、 我国的碳减排将是一段艰苦的历程
尽管全球越来越多的政府正在将碳中和目标纳入国家战略，但就具体目标而言， 仍有区别。如欧盟在 2020 年 3 月提交《气候中性法》，旨在从法律层面确保欧 洲到 2050 年成为首个“气候中性”大陆。美国加州和中国分别制定了 2045 年 和 2060 年“碳中和”目标。加州的目标包括削减所有温室气体排放，包括二氧 化碳、甲烷等，并抵消其无法削减的排放量，而中国的目标仅针对二氧化碳。
我国碳排放下降斜率更大。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发达国家已普遍经历“碳达峰”， 为达到 2050 年“碳中和”，更大程度上只是延续以往的减排斜率。而我国碳排 放总量仍在增加，需要经历 2030 年前“碳达峰”，然后走向 2060 年前“碳中 和”。从实现“碳中和”的年限来看，比发达国家时间更紧迫，碳排放下降的斜 率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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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陡峭的碳排放量下降曲线背后，是规模化的经济结构转型。这意味着我国当前 经济结构下相当规模的存量资产将失去原有功能。
煤电资产搁浅的问题，表明了转型需经历阵痛。一方面，从能源结构和自身禀赋 来看，我国的能源消耗以煤为主，煤电发电量在 2019 年占总发电量的 65%，远 超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我国煤电机组的平均服役年限仅 12 年，而发达国家普 遍达到 40 年以上。更快的碳排放量下降斜率，意味着将会有大量的未达到退役 年限的煤电资产提前“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