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郑兵  任红

联合资信 金融部

联合资信将于近期发布关于中小银行经营特点系列分析，此为该系列分析第一篇——中小银行资产端分析，主要针对中小银行资产端经营特点、资产端结构调整、信贷资产质量变化以及未来资产端面临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求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以及监管环境下对中小银行资产端业务的发展进行回溯以及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2017年以前，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镇化的推进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国中小银行在前期发展过程中呈现快速扩张的态势，城商行资产体量迅速扩大，农商行也在相关政策推动下分批实现改制。但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小银行“重量不重质”的问题逐步暴露，相关风险不断集聚。在此背景下，国家层面严监管与金融去杆杠“阵痛期”来临，各家中小银行也纷纷开始主动或被动进行资产端业务结构调整。

从资产结构来看，国有大型银行及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经营范围和业务资质方面的优势使得其业务发展的多元化优势先于中小银行建立，因此近年来资产调整压力不大，资产端结构基本保持稳定，贷款占比维持在57%左右，仅在同业和投资类资产等非贷款类资产内部进行结构的微调（见图1），各类资产均保持稳步增长，平均增速接近于11%。

而相比之下，中小银行由于经营范围和业务资质方面的限制，资产端业务的发展受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相关监管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因此资产端结构往往需要根据以上因素进行调整，尤其是在目前宏观经济下行、利率市场化以及信贷规模控制的叠加冲击下。具体来看，中小银行资产端结构调整驱动因素可分为两大类：贷款（净利差）驱动和扩表驱动。

贷款（净利差）驱动即由于宏观环境、区域经济发展或者监管政策等因素导致信贷业务发展受阻，加之利率市场化、同业竞争加剧带来存款成本的上升，最终导致传统存贷款业务带来的利息净收入增长乏力，从而致使部分中小银行被动地选择发展收益水平较高的投资业务，以此对冲净利差逐年收窄所带来的影响。贷款（净利差）驱动在经营区域经济结构较为单一的中小银行体现较为明显，尤其是在以“两高一剩”为支柱产业以及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如以煤炭为支柱产业的山西省、以机械和化工等为支柱产业的山东省、以能源工业为支柱产业的贵州省等。而这些中小银行中，农商行由于跨区域设点难度最大，区域性经营特点最为显著，因此因贷款（净利差）驱动而转向发展投资业务的动力最大，其投资业务对利润的贡献度甚至接近50%。

扩表驱动型主要是针对部分净利差收窄不是特别明显的中小银行，但区域性存贷款限制导致该类银行资产规模增长空间受限，因此在跨区域设点难度大的形式下只能主动选择发展投资业务来快速扩大资产规模，以从形式上突破地域限制；扩表驱动型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城商行体现较为明显。但从实际来看，贷款（净利差）驱动是中小银行资产端结构调整的核心因素，扩表驱动往往是由贷款（净利差）驱动衍生而来的中小银行资产结构调整的辅助因素。

2017年之前，在贷款（净利差）驱动或扩表驱动作用下，中小银行整体资产增速快于国有大型银行及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而资产规模增长的推动因素主要依赖于投资业务的开展，因此总资产和投资资产的增长在趋势上具有同步性，反映到资产结构上则是投资资产占比较快上升，贷款占比和同业资产占比均有所压缩。但2017年以来，随着金融市场业务监管的加强（如资管新规、流动性新规、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等），中小银行负债端同业负债业务和资产端投资业务发展双向受限，面临被动调整资产结构和缩表的压力，从而投资资产和总资产增速同步放缓，投资资产占比也相应有所压缩，贷款占比随之上升（见图2和图3）。

资产结构的调整在中小银行内部存在分化，尤其是农商行和城商行之间。具体来看，城商行由于在业务资质、监管和风险管理方面的比较优势，在前期大力发展投资业务、后期压缩投资业务的两个阶段，资产结构调整方面均先于农商行，且城商行的调整力度明显大于农商行。农商行作为跟随者，在资产结构调整上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其背后原因主要包括：一是作为农信系统中的农信社，农商行普遍改制较晚，在金融市场业务资质及风险管理方面均有先天不足，因此其金融市场业务整体起步较晚，如广西、云南、贵州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商行；二是省联社和当地银监在农商行资金运用上控制较为严格，金融市场业务发展受限；三是农商行承担部分政策性任务，如支农支小贷款投放，一定程度上使得其可用于发展投资业务的富余资金规模有限。从资产结构变动趋势来看，农商行由于金融市场业务起步相对较晚，因此其贷款在总资产中的占比相较于城商行来说较高，且一般高于投资资产占比，而城商行则相反。可以看出，重点发展投资业务对城商行贷款挤出效应更为明显。

除以上差异化外，农商行和城商行在大类资产结构调整上具有一定相似性，均是在2017年之前大力发展金融市场业务，而2017年以后受金融监管趋严的影响，投资业务占比有所压缩，但明显投资业务占比较高的城商行调整压力更大。此外，同业资产一直作为流动性管理需求来进行配置，因此大部分城商行和具有金融市场业务资格的农商行更愿意将富余资金用于发展收益率更高的投资业务，同时通过配置部分流动性较好的利率债和同业存单等来替代同业资产满足自身流动性需求，从而使得近年来城商行和农商行同业资产占比持续走低（见图4）。

但并非所有中小银行均遵循相似的结构调整模式，这部分中小银行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在盲目加大力度发展金融市场业务过程中资产负债错配较为严重，导致其后期资产端的调整难度较大，只能继续刚性负债扩表，其共同特点是投资资产中配置较大规模期限相对较长的信托和资产计划产品，而这些非标资产压降难度大，只能被动持有至到期；另一类则是处于偏远县域地区的农商行或农信社，由于业务资格的限制目前尚未开展投资业务，其资产配置主要在贷款和同业资产中进行分配，因此因监管政策变动引起的资产结构调整压力不大。

贷款方面，随着人民银行和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采取严格的信贷规模控制，并对“两高一剩”行业、房地产行业和政府融资平台等贷款投放进行限制，加之实体经济不景气导致在企业贷款投放方面更为谨慎，另外宏观经济形势低迷、信贷资产质量下滑也迫使中小银行改变之前粗放的贷款投放模式。在上述因素的推动下，绝大部分中小银行选择向零售信贷业务转型，通过小额分散的贷款投放模式来缓解信贷业务风险，因此近年来中小银行个人贷款占比整体呈上升趋势，尤其体现在个人消费贷款和响应国内房地产市场购房需求的个人住房贷款。

城商行和农商行在贷款结构调整方面存在差异。城商行由于营业网点主要集中于城区，因此对公信贷业务开展方面比农商行更具优势。农商行营业网点大部分集中于农村乡镇，面临的客户主要是农户和小微企业主，信贷业务的发展受区域限制比城商行大，因此部分农商行前期通过发展票据业务来调节贷款规模，但随着票据业务风险的暴露以及监管的加强，近年来贴现资产占比快速压缩（见图5）。

中小银行投资业务内部结构的调整与监管政策的导向息息相关。在合意贷款规模控制以及部分限制性行业信贷投放受限的前提下，部分中小银行前期采取信托或者券商通道的方式来规避监管限制，将资金投向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等行业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同时获取较高的收益率以对冲净利差收窄的影响。但为保持整体资产的流动性，中小银行同时会选择配置部分流动性较好的利率债和同业存单。此外，2017年以前中小银行对同业理财产品的投资力度持续加大。但2017年以来，受监管政策影响，同业理财业务受到较大冲击，中小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占比随之明显压缩，目前大部分理财投资多数为存量产品。另一方面，资管新规对资产管理业务管控也更为严格，因此2017年以来中小银行普遍面临着对非标类投资的压缩压力，均采取加大债券、货币基金等标准化产品的投资力度来优化投资资产结构，以降低投资业务风险（见图6）。

城商行和农商行在投资业务的发展和结构调整方面同样呈现一定程度的分化。城商行的信托及资管计划在投资资产中占比相对较高，甚至在50%以上，这直接导致城商行后期进行非标转标的难度较大。而农商行方面，受自身投研能力及资质有限的影响，大部分农商行在前期主要是通过投资标准化产品（尤其是同业存单）来快速扩大投资业务规模，并通过配置能锁定收益的保本理财来提升整体投资收益率。从后期调整情况来看，农商行选择进一步加大配置同业存单、利率债的力度（见图7），这样既能提升资产的流动性，又能减少对资本的占用。总体而言，农商行的投资业务结构调整难度比城商行难度要小。

 我国商业银行在经历信贷业务结构调整、信用风险管理体系逐步完善以及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加大之后，2015年以来整体信贷资产质量趋于稳定（见图8），国有大型银行和全国股份制银行不良贷款率甚至有下降趋势。但在宏观经济下行、实体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部分地区的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尤其是在区域经济结构单一（如山东、山西等）和欠发达省份（如云南、贵州）的中小银行，信贷业务风险有加速爆发的趋势，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是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结构的影响，上述地区多以产能过剩或者单一农业为主要经济结构，随着整体经济下行以及国家去产能、去杠杆等相关调控政策的实施，以上地区实体企业以及农户经营效益下滑，导致大部分客户还本付息困难，因此这些地区中小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加速恶化；二是监管政策的影响，监管在降低拨备水平要求的同时要求贷款五级分类真实反映（将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均纳入不良）以及表外未实际转出的不良资产回表，因此进一步加剧了原本不良历史包袱较重的中小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快速上升；三是自身风险管理水平有限，中小银行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上不够完善，在贷款投放上也相对粗放，直接导致后期不良的暴露。

不良贷款率的上升主要体现在农商行（见图9），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农商行区域性经营特征最为明显，区域集中度和行业集中度高，风险无法有效分散，且面临的客户大多数为小微企业主和农户，这些客户抗风险能力弱、受宏观经济下行冲击大且整体信用意识弱，因此产生不良的比例高；二是农商行普遍公司治理水平较低、风险管控能力相对较弱、信贷投放较为粗放，因此资产质量历史包袱较大，隐性不良（只计入逾期或关注类贷款但未计入不良贷款的不良）占比较高，且存在未实质转出表外的不良，监管对不良贷款认定标准的趋严必然使得农商行不良贷款快速暴露，这也是直接导致2018年以来部分农商行信用风险加大的主要原因；三是大部分地区省联社对农商行经营实行强管理，而这些省联社自身有限的管理水平和风险管控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商行信贷业务的自主管理，从而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不良的产生，例如部分省联社牵头下属农商行发放社团贷款，投向国家重点调控的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贷款，导致该地区不良贷款率成片上升。正是基于以上因素，农商行在整个商业银行体系中不良贷款率最高，并且预计未来其不良贷款率还会上升，很大程度上将侵蚀整体中小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虽然目前大部分农商行拟通过大力发展小微业务来分散信用风险，但从实际上来看多为形式上的小额分散，区域和行业集中问题仍较为明显，加之“贷款不出县、资金不出省”政策的实施，农商行在区域上进行风险分散的可能性不大；另外，监管近期推行的无还本续贷政策实质上是展期，主要措施是借新还旧，只能从账面上控制不良，实质风险并未化解，因此农商行信贷资产质量的改善仍面临较大挑战。

相对农商行而言，城商行企业客户基础较好且这些客户资质和信用意识相对较强，加之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水平相对农商行而言较高，信贷投放也更为规范，在跨区域设点拓展经营区域上也比农商行更具优势，因此信贷资产质量下行压力没有农商行大，不良贷款率趋稳且接近大型银行，但区域性经营的特点仍使部分城商行资产质量面临恶化，此外表外不良回表的压力也将给城商行信用风险管理带来一定挑战。

从拨备情况来看，虽然监管下调了拨备要求，但整体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仍高于150%，且在商业银行内部存在分化（见图10）。大型商业银行出于利润和业务发展的考虑，前期拨备水平一直压在之前监管要求红线150%以上，且2017年以来随着信贷资产质量的改善，拨备覆盖率整体呈上升趋势；而中小银行基于风险考虑和监管要求，一般会超额计提拨备，因此前期拨备平均水平较高。具体来看，城商行拨备水平在所有商业银行中最高，且得益于信贷资产质量的平稳，近年来拨备水平较为稳定；农商行虽然超额计提拨备，但受信贷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认定趋严导致不良贷款规模快速上升的影响，2017年以来拨备水平明显下滑，甚至部分农商行（尤其是不良贷款率较高地区的农商行）拨备已不足，远低于监管最新要求的120%~150%的水平。因此，中小银行中农商行在拨备计提上面临的压力最大，且受信贷资产质量继续下行、投资业务受限导致利润下滑等因素的影响，未来农商行拨备水平的提升难度较高。

总结来看，面对严监管和金融去杆杠“阵痛期”，中小银行由于前期扩张较快，目前及未来资产端结构调整压力最大，尤其体现在贷款结构调整以及非标投资规模压缩上；而农商行主要面临的压力则来源于信贷资产质量恶化问题，这在前期风险管理体系不完善、贷款投放较为粗放的农商行体现最为明显，预计监管对不良贷款认定标准的趋严将进一步加快未来农商行不良贷款的充分暴露。

为更全面解析中小银行经营特点，接下来联合资信将依次进行中小银行负债端分析和案例分析以及经营模式影响分析，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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