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之世是个喊口号的时代，书坛上举凡舞文弄墨者，都将清初和尚石涛语“笔墨当随时代”叫喊的震天响，然何为“笔墨”的真谛，何为“时代”精神，却全然不晓……今人习书，多为商风所染，追名逐利，寻机觅巧，不屑于汲古，无心以相师，畏临池之烦难，厌读书之寂寞。而垂涎于商人的一夜暴富，迷心于女星的一曲走红。今人习书与古人完全不同，今人多是玩弄笔墨，古人习书以读书增加厚度，所以书中自带一种韵味十足的书卷气，而今人书法多趋于媚俗，缺乏神采气度，终其原因，缺少文化修养，功底不扎实所至。

对于书法神韵，古人讲求笔法，墨色，墨色变化是靠笔法的掌握深浅决定。卫夫人《笔阵图》指出：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此语从点画上，讲透了笔法和墨色的关系。我们观古代的书家的墨迹，神采奕奕，凡达到炉火纯青的书法作品，必具备心境、性情、神韵、书卷气息四项条件。古人习书强调心境，追求心境要求娴静，如何娴静呢？由于自小熟读经史子集这些国学知识，在习书上胸中无凝滞，没有一丝名利心。古人在习书上与世无争，不单单是没有杂事。杂念打扰的说法。所以他们能达到心不知手，手不知心的境界，心缘静而得坚，心坚而后得劲健。他们在心境上到了极娴静的地步，心中无杂念，没名利思想作祟。

《书谱》以“神怡务闲”为五合之首“心遂休留”为五乖之首，又说“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无间心手，忘怀楷则，自可背羲，献而无失，违钟、张而尚工。”而性情是讲要灵和，是以心境的娴静为前提，要求志气平和，不激不厉，这样就会风规自远。而书法中的神韵全出于书家的胸襟，神韵是从无所为而来的。他强调一个恬淡高旷的人。都是独来独往，能够不把得失毁誉扰其心曲，自出机抒，从容不迫。而书卷气息多与人品及读书修养相关，学识者高，见多识广，心胸高旷，因为心中毫无杂念，毫无与世平衡之心，书画诗文，其书卷气息必超脱尘俗，消散飘逸，神采清奇。

古人论书法强调墨色在燥润浓渴之间的变化。古人用笔之妙，无有不干湿互用者。善用墨者，淡能沉厚，浓不板滞，枯不浮涩，湿不漫漶，能得淡中之浓，浓中之韵，水墨融交，神情并茂，这是达到境界的高手书作。宾虹老有“干裂秋风，润含春雨”之说。看林散之书法，受其影响，均是用墨上的高手。

古人强调“书性”，它是一个书家在创作中强调个性的发挥和积累。古人创作尤注重书性，好多书家积数十年寒窗，却有功底无书性，无书性神采就不能焕发。学书要追求“拙、清、厚、大”。“拙”则朴浑、无作气、胜于巧，熟笔易得，生拙难求，气韵生动也。“清”则古雅，能去“浊”、俗、呈现出“逸”、“静”、风规自远也。“厚”则沉雄、去浮华之气，强骨格而真力弥漫。“大”则精深，去小家子气，“生”则刚，至中，至正之大家气，品味高古也！

古人认为书法中“气韵”为作书的首要，唐人重结构，以规矩准确而立法，天然韵味渐失。清人提倡馆阁体，板滞之气泛滥，书法坏在馆阁体上。好的书法之韵，之书卷气息，应得力于一个“静”字上。书中具备“静”就具有“传神”、含蓄、味外之旨，流美之情之意，“和平简静”，遵丽天成，书卷气息浓郁。古代大书家都十分注重“静”，在静的环境中才能追求风韵神态，作品才会耐人寻味，独具风神。王羲之书法以“力屈万夫、韵高千古”无一不是在静中取得，从而冠绝后世。

几千年的历史上的书家他们所处环境与今天都不同，古人把习书练字当成一种乐趣来追求，他们没功利思想作祟，他们在习书上强调学无止境，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他们在书法上得笔势、重意味、贵生动，体现在他们作品中的字体都严谨、安详、沉着、萧散、稳秀，而无今人书法的纤弱、粗犷、浮滑、轻佻、草率、狂俗这些习气。我们观今人草书，全然没有古人那种“满纸云烟方佳耳”的感觉，而且随便过分、强调一个流畅、一个快，这正是草书的毛病。这是一些人一辈子都写不好的毛病，出现这毛病是不得草书要旨。一些人写不好草书是能“疾”而不能“涩”，写草书正领笔轻而能沉，讲究用笔松动，这样就能涩，一涩就免于浮滑。这也是为什么现今所有画写意花鸟画者都画不出灵气韵味的原因，写意花鸟画的古意感全来自草书线条，草书达到一定高度画出的花鸟画具备韵味，才有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