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佛教作为一种文化流传，影响着华夏文化的最大一面，似乎并不是它的天国信仰，而是它的哲学艺术和审美。哲学的最高顶峰不是宗教，而是美学，中国哲学思想的形成，不是从认识宗教，但是由宗教达到审美，并以此达到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也就是说，中国绘画的最高层次是禅境。

历史上魏晋玄学与佛学的合流，不再以外在的纷繁现象而是以内在的精神为旨，这种美学观念落实到艺术中，仅是对外在的雕饰美，动态美的否定和对内在精神美，静态美的肯定。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意境等艺术原创落实到绘画的造型艺术上。在佛教壁画中，形式化、装饰化、程式化的图案，只是创造一种美妙华彩的佛的境界和神秘的宗教气氛。其主体形象是神化了的人和世俗化的供养人等自然形态的形象。无论在壁画，雕饰还是在道释人物画中，更注重表现人的精神气质，情感和内在品格。经过佛学、玄学的浸染，中国艺术哲学意味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变，由满实到空灵，由繁复到简单，由火热到情感，而为幽静，抽象的哲学沉思。

从大唐时王维变李思训的金碧山水，为水墨画起，墨的地位上升了，意象的自然趣味表现为色彩的单纯简淡，及线条的韵律的生气。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里所说“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指出中国绘画由五彩而变成水墨，在精神心理上的依据是为达意的需要。其内容决定形式，水墨是一种色相最朴素，而包含着最丰富色彩的层次和颜色。

 摒弃青绿山水而崇尚无色的水墨绘画，是由“”向“无”寻求解脱的一种形式。在艺术哲学的禅学理念中，色即是空有着辩证意味，所以中国山水画以水墨为正宗。不论绘画、书法、建筑都体现为一种线的艺术，正是以庄禅为内的精神背景，是一种自然恬静的审美趣味在意象方面的落实。从大唐盛世、佛学在中国文化及其思想上的渗透，绘画审美更加普遍性地强调画家的主观作用，强调其绘画作品内在精神的意义。在禅学启发下，唐代美学思想最重要的收获就是“意境”说，随着中国山水画的发展步入高峰，“意境”说成为中国艺术高度的理论基石。其中最具特色的美学思想意境是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高度的成熟。但这两个方面的成熟，都是在不断地吸收外来佛教哲学和佛教艺术的营养基础前提下来实现的。

中国艺术的意境最高层次是禅境。宗白华先生说“禅师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源”。禅是中国人接触到佛教大乘教以后，体悟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被灿烂地发挥出一种哲学境界和艺术境界，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宗白华先生还以佛教的语言指出了中国绘画意境的哲学意味“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观点。这不仅是盛唐人的诗境，也是宋元人的画境。“意境”的诞生，主“意”派的文人画迅速发展，终于在宋元之间，发展为中国艺术的主流。

 禅宗思想对文人书画的全面渗透和构建，还体现在审美境界和艺术思维方式的某种同构性上，禅与艺术都要求整体的，直觉的体现自然。所谓“悟道”，这是个性的直觉性体验，禅是以直觉的方式来表达和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和传递的东西。而艺术的审美心理，也要求被描绘的东西直接诉诸人的感官，不离开感觉却超越感觉，力求在精神上去传达某种带有永恒性意味和超越性意味的东西。

但宋元以上的绘画理念尚“逸”，所谓“逸”就是超绝，也就是超凡脱俗，与自然融合的“禅”的精神相通。如果说艺术这种精神内美，即精神美的所在，正是对现实世界的超绝。宗教是一种超绝，是从意志得不到安宁的彼岸世界中飞跃出去，而在彼岸中寻求精神的安慰。而艺术是另一种彼岸，它不求助于虚妄的彼岸，而在人的创造力中来实践自我。宋元以后的书画家，如董源、巨然、马远、米芾、倪瓒、黄公望们在其明法、纤尘不染的山水画中，形象生动地描绘出无限的画意和无边的深情表露。那种深透空灵的意境，苍茫的宇宙意趣，在自成天蒙的心理空间中，流溢着“物我浑一”的永恒梦幻之光。

明代董其昌信佛教禅宗论画，指出南宗文人画高出官方院体画的地方，在于对自然物象这种超绝观点，在于主体精神的内在最深的心灵表现上，这的确抓住了文人画的美学思想的精髓。从唐代的司空图，到宋代的严羽，再到明代徐渭都着重“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到追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诗境，书境皆与南宗画的艺术境界一脉相承，并以此影响了清代300年绘画史，余波未尽。

“禅”在艺术的宁静中实现了精神的超越，去感悟宇宙大荒。书画家们作为一个从艺者，佛教禅僧作为一个彻悟者，都要求精神的解脱，要求人的本质在于“道”的拥抱中得到自由的飞翔，达到纯洁艺术的顶峰，才能领略宗教与艺术的真谛。

佛教艺术从魏晋“有”的实相到宋元“空”的意境，这一切即标志着禅宗借艺术的形式，使艺术成为宗教的艺术，又标志着宗教艺术走向美学的历史进程。宗教空洞抽象说教，不可能引起人们的美感，而宗教的修炼一旦与对象的形式因素结合一起，就可以产生审美愉悦。而这种审美愉悦一旦与强烈情感想象力结合一起，就会迸发出震撼人心的美感力量。由宗教的“顿悟”变成审美的“妙悟”，从而构成中国古典美学中独特的神禅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