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已经收官。统计显示，2020年共有396家公司登陆A股，IPO累计募资约4700亿元，较2019年同比分别增长95.07%及85.57%。从396家公司挂牌板块看，沪市主板90家、科创板145家；深市中小板54家、创业板107家。A股市场诞生30年来，IPO首发募资超过4000亿元的只有2007年的4768亿元，2010年的4856亿元，以及2020年的4700亿元。这也意味着，2020年IPO募资额不仅位居历史第三位，也创出10年来的新高。

2020年新股发行取得不俗的成绩，试点注册制功不可没。比如去年上市的107家创业板公司中，注册制下共64家公司上市，IPO募资金额约660亿元。综合来看，科创板及创业板去年注册制下共209家公司上市，累计IPO募资金额约2886亿元，分别占去年IPO数量与募集金额的52.78%、61.42%。显然，这一比例并不低。

融资和优化资源配置是资本市场的两大功能，IPO市场保持活跃，无形中有利于这两大功能的发挥。而且，也非常有助于资本市场发挥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特别是2020年受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更需要进一步扩大直接融资规模，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助力。

2010年IPO融资额创10年新高，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包括流动性相对宽松，政策面上加强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等。其中，注册制在科创板与创业板的试点同样可圈可点。

从注册制试点以来的情形看，由于注册制重在发行人的信息披露，上市制度更具包容性，客观上无异于放宽了企业上市的条件。像亏损企业、同股不同权企业、红筹企业等，均已实现在科创板上市，这既是资本市场不断发展的结果，也是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结果。

而且，由于试点注册制背景下的新股实行市场化发行，新股发行价格、规模、节奏等由市场决定，以强化市场的约束作用，这也导致了科创板新股频现高发行价格、高发行市盈率，以及高超募的“三高”发行现象，而且，此前广受诟病的新股“三高”发行，目前在科创板与创业板已经成为了常态。但很显然，这种常态并不正常。

资本市场发挥融资功能，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固然无可厚非，但是，新股发行也不能只追求融资规模与融资金额，注册制背景下的新股发行更是如此。事实上，由于注册制下新股发行上市更加容易，沪深交易所的审议通过率以及证监会注册率均较高，已经导致IPO再现“堰塞湖”现象。比如目前在证监会与沪深交易所排队企业有近800家，其中超过八成企业欲在科创板与创业板上市，其实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个人以为，注册制下的新股发行，一方面需要顾及市场的承受能力与投资者的感受。虽然注册制下的新股实行市场化发行，但新股什么时候发行，什么时候挂牌上市，其实还是证监会说了算。这就要求证监会根据市场的状况，综合考虑沪市主板、深市中小板以及科创板、创业板新股上市数量，进行统筹安排，真正实现新股发行与上市的常态化。

另一方面，注册制下的新股发行，也需要顾及融资效率的问题。融资效率既事关资本市场融资功能的发挥，也事关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像“三高”发行现象，特别是某些企业的高超募现象，或将导致市场宝贵资源的浪费。现实案例中，超募资金银行“睡大觉”，或用于投资理财的并不少见，这无疑又是值得商榷的。

提高融资效率，可从多处着手。比如对于不差钱的企业，或者是质地平平的企业，有必要将其挡在资本市场的大门之外。不差钱企业上市融资，也是对市场宝贵资源的一种浪费；质地平平企业上市，亦同样如此。

再如对于“三高”发行现象，既要强化对保荐机构的监管，规范保荐机构发布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行为；也要对询价机构进行约束，倡导询价机构认真研究发行人基本面、成长性等要素，理性报价。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注册制下的融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