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布谷有料/黄志杰

周末去拜访了北京一家养老院，我挨个老人问：您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得到的答案出乎意料，比如：

84岁的孟奶奶：

现在我就想，有一天呐，我要漂漂亮亮地、高高兴兴地走，驾鹤远行！我这走的时候叫喜丧。我就要这么一个。我和金莲说了，有一天我真不行了，你抱着我，给我化上妆，美美的，你也笑，我也笑，多拍几张照片，给后代留着。我不喜欢哭哭咧咧的。

88岁的罗大爷：

我的愿望是三个原则“三倒、三饱、一了”。“三倒”是早上吃完了睡好，中午吃完了睡好，晚上吃完了睡好；“三饱”是早饭吃饱、午饭吃饱、晚饭吃饱；身体弄好了，最后得个疾病，了了，就好了。什么资历你都得死，你不死吗？我现在就不怕死，我怕躺在床上，本人受罪、大伙跟着受累、给国家浪费。就这三原则，好好活着。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走进养老院，一路上有点忐忑，猜想：这是老人集中之地，和医院一样，距离死亡最近。在那里，大概会有很多哀伤吧？大概会有孤独吧？大概会很无力吧？ 但是，当我直接和老人们交流，却完全是另一种感觉。

显然，我对养老院，对老人，对衰老和死亡，都有误解。他们的朴实、通透，打动了我。

我去的是北京千禾养老院，我选择这里，原因仅有一条：千禾的总经理罗圣华，是我的老乡，所以，这是目前我最容易以个人名义走进去的养老院。他原来是北京市委组织部的干部，一直有高涨的公益热情，年近不惑辞职出来服务老人，自有一番抱负和情怀。我也很好奇，他在折腾一些什么。

千禾养老院在北京有五处地方，我按照距离最近原则，去了平西府院，在天通苑以北，两站公交。到门口一看，像一家经济型酒店，很平常。这是中午，很安静，门口有老人坐在轮椅上打盹，护工走得也很轻，没什么脚步声。墙上贴着最近的食谱：

孟奶奶最早是一名南下女兵，罗大爷曾经是一个建筑师。两位老人都是主动谈到了死亡，而且，表情坦然，语气平和，是那种深思熟虑后的流露。对于老人如此出乎意料的答案，我毫无准备，自然没有带上摄影师。前面那两个视频，是我用手机拍的。

我原来以为，活得久了，问题就来了。但是，现在看起来，反而是我这个年轻人把问题想复杂了。

“为什么这样呢？难道死亡不是很忌讳的事情吗？”我问院长高金宝。他曾长期在昌平区民政局工作，和老人打交道经验丰富，是位很有活力的年轻人。他说：

“老人最怕的是什么？是不确定性，是未知。他们在养老院，看到大家是如何对待其他失能老人、失智老人的，细节都很熟悉，习惯了，所以，老人们知道自己最不济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知道没有意识的时候会怎样，身边人将怎样对待他。知道了，就安心多了。”

在回上海的高铁上，我看了一本书《最好的告别》，作者阿图葛文德是一位医生、哈佛医学院教授，也是白宫最年轻的健康政策顾问。他写到了一段话，和大洋此岸高金宝院长的答案恰有些类似：

高龄老人告诉我，他们最害怕的并不是死亡，而是那之前的种种状况——丧失听力、记忆力，失去最好的朋友和固有的生活方式。

我在养老院所看到的情况，可能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我访问孟奶奶的时候，她正和一位失能老人聊得不亦乐乎，84岁的她称96岁的他为“老祖宗”，说要向他学习。她重新构建了自己的朋友圈，大家形成了新的默契。

访问时，我会问一个问题“多久回家一次？”但大多数老人，都认为我的问题并不正确，纠正说：“这里（养老院）就是家。”

他们迅速适应并改造了身边的环境。是啊，对于人而言，有一个觉得是自己家的地方，就像鱼需要水一样。这里的老人，刷新了我的认知：原来死亡并不是那么难以面对的事。老人们比我达观得多。越活越简单，越活越平稳。

我努力回想，发现自己离死亡其实很近。恐怕，更需要被担心的，不是这些老人，而是我这样的年轻人。

首先想到的，是北京东郊殡仪馆。在这里，在同一个追思厅，我先后送别过两位朋友。一位是金波，他在地铁中因心脏病忽然倒下，抛下了妻儿，以及天涯社区副主编的工作。而两天前，我们还在一起吃火锅，谈论人生的唏嘘。一位是朝格图，这位来自内蒙、毕业于北大的记者，曾经在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媒体工作，最后一段时间是我的同事。三年前的808会议室里，我静静地写了他的讣告，字数很少，却写了很多遍。写到最后，恍惚之间，有些难以自已：一个年轻的生命竟会这样刹那间消亡，即便他曾经那么努力地与命运奋争过，即便他曾经那么努力地为众人呼喊过，天道在哪？送别的时候，北京媒体圈来了几百人，那是个很难被时光磨灭的时刻，与其说大家送别的是我们的朋友，不如说，送别的是自己的青春时代。

他们的意外死亡，对于我，对身边很多同行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死亡教育。两人都是意外离世。金波因为心脏骤停离世，朋友们募资张罗了一个在地铁安装自动体外除颤器的公益项目；朝格图因为抑郁症离世，朋友们便一起张罗一个针对媒体人的健康基金。看起来，大家都在努力，对抗那些意外，但我感觉，更多的，是试图将自己从那种难以自拔情绪中拯救出来，很用力。是的，死亡离我们是如此的近，近到触不及防。

再往前十多年，我一位很好的大学同学，在湖北宜昌一条峡谷中进行户外溪降时，意外身亡。当时我虽然前去宜昌送别，却因之前的亲近感，完全无法直面这样的事实。“好好一个人，多年轻，怎么会没了？如果他如何了，就不会这样了……”有很多年，我连照片都不敢看。

后来让我渐渐释怀的，是差不多10年的时间消磨，以及更纵深的历史：过去10万年里，人类的平均寿命大多数时候是30岁左右。（比如，罗马帝国的臣民平均寿命是28岁。）在历史长河中的大多数时候，未老先亡、英年早逝，反而更常态。正如，16世纪晚期，蒙田写到：“死于老年，是少见、异常、奇异的死法，远不如其他死法来得自然——这是最不可能的、最极端的一种死法。”

如今，乾坤时空已然被扭转了。最新的数据说，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6.7岁，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已经超过80岁。可以说，我们已经是历史级别的“怪物”存在。当我们研究老年死亡时，我们试图理解的，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非自然的过程。我们正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奇迹，而且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那种群体性奇迹。

在湖南洞庭湖湖区，我曾经先后送别过我妻子的爷爷、奶奶。老人一位95岁，一位93岁，都在平静中逝世，老人在预感自己大限将至时，给每个人儿孙，都留了一个小小的礼物，名为“子孙钱”。按照传统仪式，正一派道士主持了七天七夜的葬礼，各种规程，都不细说，最后那天早上，所有的亲戚身穿孝服，择吉时，排长列，三步一跪，送老人至葬地。棺木落葬时，主持人向天撒米，亲友们张开白布，接到粒粒白米，慢慢攥成一小团，名为“福米”，捧回家煮饭吃了，众心皆安。

去年，已经78岁的琼瑶，将丈夫平鑫涛生命最后一段时光分享了出来。其中包括写给儿女的信：“一、当我病危的时候，请不要把我送进加护病房，我不要任何管子和医疗器具来维持我的生命，更不要死在冰冷的加护病房里。二、所以，无论是气切、电击、插管、鼻胃管、导尿管……通通不要，让我走得清清爽爽。” 在《雪花飘落之前》新书发布会上，琼瑶说：“这本书就是他要我写的，告诉整个社会，善终这件事。”记录她与丈夫的子女如何就“要不要插鼻胃管维系生命”意见不合并最终妥协，以及与丈夫过往的美好生活，点滴琐事。

年轻时候的琼瑶夫妇（资料照片）

陈毅元帅的次子陈小鲁，晚年组建“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努力推进“尊严死”，尊重死亡的自然规律，给患者提供选择放弃过度治疗的可能。陈小鲁为什么这样做呢？他回忆，父亲陈毅癌症晚期，在去世前曾经历创伤性抢救，浑身插满了管子，受了很大的痛苦。这让他深受触动。

2016年，陈小鲁的岳母楚青去世，临终前也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她当时就讲，你不要折腾我，我走的时候你别让我遭罪。”陈小鲁说。考虑到患者强烈的个人意愿，医院在楚青入院后，三次征询家属意见，并没有采取常规切开气管、使用呼吸机等抢救手段，而是采取缓和医疗，药物控制血压，控制疼痛，平顺呼吸，最终她平静离世。

然而，琼瑶最终拔掉管子，陈小鲁推广的活动，终究很有争议，一直是少数。经济学人智库在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后，发布《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公民死亡质量英国位居全球第一，而中国大陆则排名第71。

84岁的孟奶奶称呼这位96岁的失能老人为“老祖宗”，不断肯定老人的品性，谈得不亦乐乎

这并非一个国家的问题，正如阿图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别》开篇所讲述的故事：

约瑟夫拉扎罗夫，一位市政府的行政官，在六十多岁时患了无法治愈的癌症——一种转移性的前列腺癌。他掉了50斤肉，腹部、阴囊、双腿积满液体，癌症已经扩散到胸椎，对脊椎构成压迫。这个时候，手术既治不好疾病，也不能纠正瘫痪，无论医生做什么，最多只能有几个月存活机会，而且手术本身也有风险。要进入脊椎，打开胸腔，切除一根肋骨，拿掉一片肺叶，将会大量失血，还将发生各种并发症，导致重要器官衰竭的风险很高。阿图葛文德说，这个手术根本不可能给患者任何他真正想要的东西：排便节制能力、体力，以及过去的生活方式，反而要冒着经受漫长而可怕的死亡风险（这恰恰是他最后的结局），追求的仅仅是一种幻想。但是，在安宁缓和医疗和手术之间，拉扎罗夫选择了手术，他一下子坐起来：“别放弃我，只要还有任何机会，一定要让我尝试！”而他的儿子则充满担忧：当年，他的母亲也是死在监护室，死的时候全身插满了管子，戴着呼吸机。八个小时的手术很成功，但是并没有改变什么，病情继续恶化，正是阿图葛文德，当时让这位市政官签手术知情书的人，最后不得不拿下呼吸管，把听诊器放在他胸口，听着他的心跳逐渐消失。

这个故事，促使阿图葛文德写作了《最好的告别》，正如开头这两位老人的谈话，促使我写这篇文章。这个社会，远未对如何面对生命的终点达成共识。而且，年轻人比老年人看得更加不透彻。

老年的平静和智慧，是在时间历程中实现的。曾经的女兵孟奶奶和曾经的建筑师罗大爷，对生命的终点已有深思熟虑。当他们意识到“生命必然是有限的”，他们没有要求更多的财富、权力，他们只要求，保留一个权利：塑造，并讲述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生命故事——的权利。最后的时刻，应该是“美美的”、“安安心心的一种‘了’”。很简单。

这大概就是一种根植于传统智慧的达观吧。是的，生得愉悦和死得坦然，都是生命圆满的标志。

布谷有料：关注中国养老问题解决方案，为最大多数人，预定未来美好生活。创始人黄志杰，曾任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主笔，《网络传播》杂志执行主编、无界传媒执行主编。如果您有关于养老的故事和方案，可以分享给大众，请在联系我们，以便我们采访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