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成为产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趋势。回首以往，正是这个趋势引爆了全球财富的爆发性增长，引领着全球性的科技创新。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107年底，全球财富存量中的一半左右是在1995年之后形成的。再往前看，全球财富的另一半中的一半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其余所剩无几。
人们可以说，这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打光了”战争之前的全球财富，而在我看来事实并非如此，新增财富的大部分是新财富——金融化的财富。
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转折点，以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为标志全球经济进入“动荡年代”，恰恰是“动荡”激活了财富货币化和资产证券化，开启了“无金融不富”的新常态。
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全球化是战争导向的，以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建立为标志，人类选择了市场导向的全球化。时至今日，全球总人口的51%以上集聚在城市，而城市与城市的链接形成了一个超国家的全球化市场，集聚了全球近90%的财富。
从这个角度看巴菲特，他就不仅是一个半退休的老人，而是新常态经济的标识。这是一个产业创新的时代，而驱动产业创新的力量不仅有企业家，还有投资人，是企业家和投资人相互激励，让人类走进了思想创造财富的时代。
为什么在“动荡年代”反而出现了财富总量的爆发性增长呢？至少有三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同时，美元与黄金脱钩，再与石油挂钩，全球化市场选择了信用货币，货币量的增长，货币流通速度提升，再加货币杠杆率的提升与叠加，金融化的财富逐渐取代工农业上升为主流财富；
第二，直接的和隐形的通货膨胀波及全球，而能够对抗通货膨胀的唯一方法是提高投资回报率，所以巴菲特说“财富取决于投资理财”；
第三，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淘汰落后产能，驱动产业升级，股权投资的产业化改变了金融与实体之间的关系，创造了实体金融化的新趋势。货币-金融-科技三位一体，互为条件，难分伯仲，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财富增长主要来自于虚拟财富的增长，来自于“钱生钱”的产业，来自于多层次的金融交易市场。
人们可以在道德上谴责“镀金时代”的种种弊端，却不得不面对“价值投资”的选择，顺势者昌，逆势者亡。
价值投资有三个维度：其一是职业“信仰”，其二是股权投资，其三是股票投资。在股权投资产业化的背景下，投资人以“价值发现者”的身份，发现和培育新生代企业家。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统计数据说明：2/3以上的新增企业家是白手起家的穷人，而在他们身后，2/3以上都有“贵人相助”。这才有了一年一度的巴菲特股东大会，越来越多的“朝圣者”千里迢迢汇聚在奥马哈小镇，有人“朝圣”，有人感恩，有人去寻找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