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QE真是这个镇上唯一的节目，我宁可选择不要留在这个镇上。”摩根大通国际主席弗伦克尔(JacobFrenkel)在“国际金融协会(IFF)G20会议：中国主席国G20议程”期间表示。

　　这一席话看似玩笑，但绝不乏真意。事实上，QE也成了本次G20会议上受到较多反思的政策之一。因为尽管全球央行“火力全开”，日本、美国、英国和欧洲央行先后祭出过QE，并定下通胀目标，但全球经济增速近年来却被多次下调。

　　“QE的初衷只是希望通过压低债券利率，让资金流向股市，从而产生财富效应，以此来刺激消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上海G20会议期间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尽管效力有限，但这样的政策也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因为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各国已经无路可走了。”

　　不过余永定也表示，QE短期可以起到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但长期而言，这种纯粹的印钞对于金融稳定埋下了很多定时炸弹，例如推高了金融资产价格，无助于实体经济。”

　　在本次上海G20会议上，各界都已经认识到了这点，因此拉加德再三呼吁，必须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同步推进”。

　　“在发达经济体，这就需要采取相互促进和强化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组合，包括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尽可能更好地利用财政空间(比如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就新兴市场而言，这就需要减少脆弱性和重新构建经济韧性，比如初级产品出口国需要强化财政缓冲空间和推动增长模式的多元化。”拉加德称。

　　上海G20会议公报特别强调要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并指出这些政策工具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G20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是非常不容易的，过去几年G20在讨论宏观政策协调时，各国对是否应该更多使用财政政策存在一些不同意见。这次则对财政政策有了非常具体的表述，背后的原因是一些原来对使用财政政策支持增长比较谨慎的国家在这次会议上态度发生了变化。”易纲说。

　　“三者之中，结构性改革最为重要。”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里娜(ElviraNabiullina)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以俄罗斯为例，因为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空间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受限，这主要由于俄罗斯通胀处于高位，“我们需要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此外，俄罗斯的财政收入也多取决于油价，而在油价暴跌格局下，我们也必须要实行财政整顿。可见，结构性改革是俄罗斯的第一优先选择，这也是G20各成员在此次会议上讨论的问题。”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也在上海G20会议期间反复强调，刺激经济恢复增长的根本是深化结构性改革，从国际经验看也是如此。

　　他表示，当前全球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失业问题突出、贸易和投资低迷等，“虽然短期下行和转型密切相关，但更深层原因是全球经济增长中长期的结构问题，特别是危机后，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放缓，潜在支出水平下降，成为制约经济恢复增长的根本性问题。一国的发展早期主要靠要素投入，但在中后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提高。”

　　“近几年来，G20国家对于结构性改革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并不断做出努力。”但楼继伟说，G20改革进展整体看仍落后于预期，仍需要加强结构性改革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