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了，来向各位“愉见财经”大家庭的“家人”汇报一下，我们今年斩获的部分奖项，分别是：

-      今日头条“2017财经领域最具影响力创作者”

-      网易“年度最佳签约作者”

-      雪球“2017年度影响力自媒体”

-      未央网“2017年度最佳专栏作者”

-      2018胡润新金融百强榜优秀财经记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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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附上一篇有着浓浓年味的专栏文章，向各位拜年了！恭祝新年大吉！我们年后再见。

又要过年了。打着我们移动支付账户和消费大数据主意的“红包”大战已经提前预热，电商们开始PK年货销售，饭店酒店的宴席订餐已经爆满。

后工业时代的节日盛宴，摆满了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快熟面，消费主义带动的便捷和可复制性，搅扰原本的节奏。

原本的节奏，那是缓慢的、质感的、什么都不是随意和随手可得的、但却是情意充沛的。我是一个上海人，我跟你说说我记忆中儿时的过年画面，你也来跟我说说你的记忆，好不好？

先说说：穿。

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甚至直到90年代初，家家的条件似乎都不算好，哪里可能像现在这样随时高兴了按按APP就能海淘来几件洋货，周末下午茶顺便逛个Shopping Mall就能买个几件新衣服。那个时候，似乎非要一个过节出门“做人客”的理由，才能让家里大人给孩子添置套新衣裳。

但是呀，新衣裳提前买好，是不可以穿的。熨贴平整地挂在橱里，必是要待到节日出客当天早上才能换上。就像现在这样的节前的最后几日，我总是每天开了橱门摸摸那新衣裳，这个动作，像是一个倒数计时的仪式。

可不是。那种顶着期盼的日子就是一个“仪式”——即便是简单的获得也并不轻易，非得度过一个长长的、撩拨心扉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却构成了一个审美空间，让所有的获得都变得郑重其事，加倍美好。

再说说：吃。

我记得从幼儿园大班开始，我每年过年被分配到的任务，便是为“阿娘”（奶奶）、姨妈、“娘娘”（姑姑）等家摊好蛋饺。那时的超市包装菜没那么盛行，样样东西都是要自己亲手做的。

情和意，都黏着在这种忙忙碌碌里。

摊个上百只蛋饺，对于我来说，是要耗上一整个下午的大工程。所需要的工具是一个老式洋风炉、一把长柄大铜勺、几块猪肥肉、打匀的鸡蛋和剁好的肉酱。我一般会搬张”小阿凳”，坐到老弄堂有阳光的角落，哼哼小曲，掌掌勺。

为了让蛋皮不粘勺，我们家的做法，是取一块肥猪肉，先在长柄大铜勺上涂抹一层，挤出猪油来。听肥猪肉在滚烫的勺里被烫得兹兹作声冒出油芯子，在没有雾霾因而通透的阳光下发出灿灿的光，还透着股诱人的肉香味，实在是一种诱惑。然后就要撒入蛋汁，转动长勺让渐渐凝固的蛋皮铺成圆形。实在馋了，我会偷偷地把这溢着肉香的小蛋皮吃掉，然后满足地咂巴咂巴嘴，再摊下一个。

到了吃年夜饭当天的下午，盛世之景开始。“灶披间”（公用厨房）里人满为患。张家阿娘生炉子；李家妈揪着个鱼头刮鱼鳞瓣。要是哪家来了个“毛脚女婿”（准女婿），卷起袖子煞有介事地做饭炒菜，那必定是要惹来其他家阿娘阿婆的啧啧称赞的：“喔唷，侬屋里厢小女儿有福气来，侬看小王噶来塞。”

各家的节日餐宴菜谱也绝不是什么隐私，地上马夹袋里装了什么，水斗里扔了什么，砧板上切着什么都一目了然。各家“总厨”妇女们开始讨论这种鱼应该清蒸还是红烧，那道菜火候要怎么掌握，今晚家里都来些什么客人等等。

谈话声夹杂着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喜气洋溢。

不多久，大儿子二女儿老三老四各家人马纷至沓来。老房子木楼梯上咯噔咯噔的脚步声络绎不绝。随之而来是一声声清脆响亮的“妈”、“好婆”、“阿奶”、“外婆”，老人们的笑脸绽成了朵朵鲜花。

人到齐，茶泡好。女的就围在一起磕磕瓜子，男的互相递烟。

八卦准时开始——最近的股票行情和所谓“内幕消息”、房子动迁怎么当最得利的钉子户、屋里小人的读书升学都是常红不朽的话题。谈到兴起时，喝茶定会吞进一口带茶叶的水，然后滤出水分喝掉，再把剩余茶叶呸呸地吐进杯子里，继续高谈阔论。

只有孩子们，呼啦一声，在最大的那个的牵头下，全部跑到弄堂里，不疯出一身汗，实在是别指望他们回来。

接下去，晚餐开始。先来说说吃什么。记忆中总归是要先上一大堆冷盆，什么稻香村的鸭胗肝啦、小绍兴的三黄鸡啦，还有祖籍宁波人家的呛虾、醉蟹，或者一些本地的烤子鱼、油爆虾等，还有来自八仙桥、第二食品商店等地方的熟食，像大红肠、猪耳朵什么的。

记得我那大家小姐出身的奶奶，即便中年开始跌落清贫，每次宴请却总要来点“创新”派头。奶奶家楼下一家餐饮店，几乎是远近第一家推出“刨冰”产品的，奶奶就会指派我带着一群弟弟妹妹在开席前去买刨冰，打包回来给大家当就餐的饮品或甜品。那个时候，打包外卖还没有纸杯，刨冰都是装在餐饮店的红绿黄蓝各不同色的塑料杯里的，借走店里那么多个杯子也完全不必押金或欠条，居民区的老店一开就是十多年，来往顾客个个都是熟面孔。

而“刨冰”这个词，我问过很多外省市朋友，他们都听不懂或从不使用，而如今上海人也不再使用这个老词了。这个词语慢慢变成更为形象的“能指”：“冰霜”；后来又成了港台腔的“雪泥”；现在，我们管它叫“冰沙”。

奶奶的另一个“创新”，是尝试买可乐给大家喝。在附近的“公泰”食品商店，我人生第一次看到了这种黑不溜秋的糖水，不明觉厉得很。家里的孩子不少和我一样“稀奇”着，这饮料为什么要采用这种莫名其妙的颜色，而颜色这么丑陋的饮料为什么还能那么好喝。只有我爷爷，至今依然皱着眉头看这种饮料，称之为“加了咖啡因的起泡咳嗽药水”。

刚刚说了“吃什么”，下面再说“怎么吃”。你能想见，在老上海的那种拥挤的老房子里，大家庭要一起用餐，那桌子一定是不够大的，怎么办呢？一般都是从大床底下取出不用时可以对半折的圆台面，由两个男人负责拼起来摆到小方桌上，然后女人立刻接过手抹灰尘。有时还要拼两张卓子，大人一张，部分女人和所有孩子一张。椅子也一定是不够多的，必然是要加上床沿充当至少三个“席位”，还得去邻居家借几张折叠椅。

席间话题继续，觥筹交错，最后必然是要吃得个满桌狼籍。留下的只有老夫妇俩，连续吃上几天热了又热的剩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