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性的公共投资将需要一场政治“巨变”

    　　这所需的社会风潮将以两种方式盛行……

    　　……进一步的“民粹主义”反应和/或国家安全-生存共识大手笔的支出和夸夸其谈是相伴而生的。拜登总统签署了《美国救援计划法案》，引发了诸如“这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终结吗 ”之类的头条新闻，对于天生持怀疑态度的分析师来说，这样的大话激怒了他们。“1.9 万亿美元”（实际上更像是1.1 万亿美元）在很大程度上是救济而不是刺激。为防止大流行病封锁导致经济萧条而通过举债融资的公共支出，并不等同于政府投资的持续增加，从而开启了一个更快、更具包容性的新一轮增长周期。但在大西洋两岸，这一趋势可能会导致另一种趋势。

    　　这就是分析师的怀疑成为一种职业危害的地方，因为它可能导致“见树不见林”的失误。这里所说的“树”意味着漫长的政治和政策周期的转折点。这样的转折点自然也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相对应的投资，比如以“撒切尔-里根”（Thatcher-Reagan）文化为政治基础的沃尔克美联储（Volcker Fed）结束了20 世纪70 年代的滞胀，引发了债券的长期牛市。

    　　任何预示着更强劲的财政驱动型增长周期的政权更迭，都需要政治文化发生类似于上世纪80 年代的“巨变”，尽管方向与之相反。左下表列出了支持或反对这一财政增长驱动力的因素。这里显示的截然不同的脉冲反过来又源于领导人/执政党的政治资本、动机和信念（意识形态），以及来自下层的社会压力——是否形成风潮。

    　　这种自下而上的“风潮”因素是关键，我们认为这是影响大流行后复苏的政治驱动力的关键所在。这一点与一种极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巨变的动力似乎已经动摇。明年美国举行的中期选举，以及首当其冲的明年9 月德国举行的全国大选，这些都是既定的考验。如果民主党失去目前对国会的微弱控制，或者德国绿党未能成为执政党，并重写德国臭名昭著的紧缩财政规则，以允许大量新的公共投资，结果将不是“游戏结束”，而是更像是按下了“暂停”按钮。政治仍然会反击。要找出原因，我们必须退后一步，看看现代“财政政治”的利害关系是什么。

    　　早在人们听说某种新型冠状病毒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一种共识（以经济学家的标准来看，这是一种异常强烈的共识），即财政应该取代货币成为“主导”政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因为历史上最低的利率未能将经济从金融危机后的麻木状态中拉出来，还因为多年来对低利率的依赖降低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在量化宽松的背景下，资产财富不断扩大，导致不平等加剧，加剧了全球化和技术变革造成的创伤——掏空了富裕国家的中等技能/薪酬的就业。

    　　能够解决这种“中产阶级被挤压”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财政行动，必须是一种特定类型的财政行动。改变游戏规则的增量需求不会来自减税或转移支付，而是政府投资支出的多年增长——溢出到私人投资，并促进就业、工资和生产率。这种特定意义上的财政不作为可能导致比目前已经看到的进一步甚至更强烈的“民粹主义”政治反应。这种反弹最终会迫使政治阶层采取行动。

    　　任何这样的宏大论断都需要注意。当然，政府投资支出不能成为新一轮增长周期的唯一决定因素，新的增长周期还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移民、贸易和环境等多个方面的政策和监管。但财政选择仍将是关键。或者，一些人可能不同意公共投资对未来增长的重要性，相反，他们认为，大流行后商业投资的强劲增长可能会在不需要特别的财政努力的情况下也能达成目的。

    　　在最后这一点上，重要的人不是评论家，而是政治决策者——他们现在似乎被政治和社会反应的某种危机感所驱使。在美国，去年1 月暴徒冲击华盛顿特区国会大厦的壮观场面肯定让许多人集中了注意力，认为有必要实现更强劲、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这种担忧因素为拜登政府即将提出的“重建美国”计划提供了政治动力。在欧洲疫情加剧的货币、社会和政治分裂风险促使欧盟“破釜沉舟”，于去年设立了7,500 亿欧元的复苏基金，形成某种形式的财政联邦制。

    　　在这里，政治驱动力又一次取决于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动机与自下而上的社会风潮的相互作用。这是任何政治巨变的真正关键：当前反对大规模公共支出的人——当他们赢得选举时——会根据民众的要求继续这种支出。加强这种需求的最佳方式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种可能性最大的因素是气候危机。在美国，就目前而言，“气候”议程仍然过于纠结于普遍的两极分化，无法“发挥作用”。因此，最终的“政治-财政”

    　　驱动因素可能是更多的火灾、洪水和干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