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称：中国已经是绝大部分大宗商品的最大消费国，中国将坚定推进期货市场开放，建设国际大宗商品定价中心，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不能被任何人阻挡，特朗普阻挡不了，英国“退欧”也阻挡不了！

自1990年诞生期货市场以来，期货市场快速的发展，中国也成为绝大部分大宗商品的消费国。2015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全年进口规模接近3.4亿吨，较十年前增长近1.5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消费国，钢铁产量占全球钢铁总产量约一半，在全球铜消费量中占比约40%。但多年来中国在大宗商品定价体系中却始终只是重量级看客，即便近年来小幅提升了对某些初级产品的定价影响力，尤其是承担着国家使命的上海，正努力打造成中国争夺全球商品定价权的战略设计与运营中心，但迄今全球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仍掌握在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融交易所手里，东京和芝加哥也在某些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

方星海的一番话一些西方媒体将其解读为中国力图通过提升大宗商品定价影响力，最终将中国市场发展成为全球的定价中心。这也是中国由制造业和贸易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迈进过程中国际话语权诉求表达的自然逻辑延伸。

中国是许多商品的产销大国，但由于没有相应的期货品种，在进出口贸易中不得不参考国外期货价格作为定价基准，同时，中国对国际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也无能为力，这对中国的经济战略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笔者认为，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要从维护国家整体经济利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度，实现战略转变，不断推进期货制度创新。

那么中国要成为全球大宗商品的定价中心，还有多远的路要走，需要作出那些战略转变与制度创新呢？

一是实现从“先规范，后发展”向“先发展，后规范”的战略转变。从世界各国期货市场的立法过程来看，主要有两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先发展，后规范”模式和以我国香港为代表的“先规范，后发展”模式。在中国期货市场建立初期，监管层确立了“先规范，后发展”的指导思想。事实上，这个指导思想对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没有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在发展过程中也没有遵循先规范的做法，期货市场法制建设严重滞后。对期货市场来讲，如果先强调规范，就发展不起来，或者发展就会很慢；没有规范的发展是盲目的发展；而没有发展，规范也就失去了意义。我们所说的规范主要是指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规范，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所谓规范；监管也应该主要通过法律手段进行。期货市场的监管是为规范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只有通过有效监管、日益规范，期货市场才会有高质量的持续发展，也才能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到今天，已经建立了基本的法律规范，今后应该坚持“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完善和提高，不断推进期货制度创新”的思路和对策。这样，中国期货市场才具有活力，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二是实现从清理整顿向规范发展的整体思路转变。在清理整顿时期，监管层采取了一种谨小慎微的态度，政府从严的政策抑制了期货市场的发展。随着中国期货市场走出清理整顿时期，我们要适应世界期货市场电子化、一体化和品种创新的发展趋势，尽快调整和完善期货市场监管模式，理顺期货新品种上市程序，建立合理、高效的市场导向上市制度，加快期货品种、技术和制度创新，突破市场发展瓶颈，在规范市场的同时推进市场发展。当前市场发展的当务之急是积极进行期货品种创新，不断推出适应市场需求的新品种。同时，严格控制市场风险以及保护投资者利益也应成为监管层当前的核心工作。

三是实现从以政府监管为中心向以自律监管为中心的监管思路转变。到2000年底为止，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史其实就是市场的整顿史。中国期货市场清理整顿的过程，就是以证监会为中心的集中监管模式形成的过程。这种监管模式是与清理整顿的历史阶段相适应的，它把中国期货市场由盲目、无序发展导向了理性、有序发展的轨道。在今后的发展中，政府要有意识地实现以行政监管为主向以自律监管为主的监管重心的转移。政府主要在支持期货市场规范发展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方面下工夫，充分发挥自律监管的作用，节省政府财政开支，避免政府监管带来的种种弊端。同时，强化监管的“适配性”，更多地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调整和减少审批事项，给予市场主体和自律组织更多的发展空间。在监管职能调整的过程中，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在监管方式调整的过程中，注意监管效率和效果。

四是实现从“活跃期货品种”向“活跃期货市场”的发展思路转变。中国期货市场交易品种少、规模小，不能满足提供回避市场风险的工具和进行投资获利的社会需求，对国际期货市场的影响小，与中国不断提高的国际地位不相称；期货结构和交易方式单一，仅局限于商品期货，没有金融期货，没有期权等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不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需要。期货交易品种太少和结构单一目前已成为制约期货业发展的瓶颈。如何把期货新品种的开发更好地与中国各行各业的改革开放相融合，在推进期货品种创新的同时加强市场风险管理，提高市场流动性，不断提高市场功能发挥成为当前期货业的重要问题。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必须实现从“品种太少、结构单一”向“品种多样化、结构完整”的转变，通过活跃期货品种活跃整个期货市场。

五是实现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制度创新思路转变。中国期货市场在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条件下形成，它缺乏成熟市场经济下的基础制度安排。随着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政府主导的这种外生制度的安排必然与期货市场发展的内生规律之间产生矛盾与摩擦，从而导致市场的低效率。在未来的期货市场发展中，中国政府需要依据不同阶段形成制度均衡的约束条件选择正确的改革路径和战略目标，正确地选择或组合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制度创新方式，从而达到逐步缩小强制性制度变迁范围，最终将期货市场还原为“市场”，实现由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转变。

而根据上海市政府的相关工作规划，上海今年将支持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二期工程，并将在“十三五”期间打造全球人民币基准价格形成中心、资产定价中心和支付清算中心，基本建成功能完备、实时高效、风险可控的全球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体系。概而言之，就是以上海为人民币市场中心，配套建设相关要素体系，积极争取全球资产定价权。香港则在强化港深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做强衍生品市场，以期实现沪港共赢共荣，进而在全球商品定价竞争中形成沪港携手抗衡纽约、伦敦的格局。

中国建立全球大宗商品定价中心，取得大宗商品定价权，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