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国医疗公共卫生资源分配不均、卫生物力资源浪费与低效等问题暴露在人们面前。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我国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建设迫在眉睫，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显得尤为急迫。

　　抗疫：短板凸显

　　“当前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都在为医疗系统性风险买单，防范医疗系统性风险将比防范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更为重要。”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史汉夫表示，应对疫情，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短板和不足仍存。

　　中国建筑业协会工程项目管理与建造师分会会长陈华元表示，虽然较17年前相比，我国医疗设施已有明显升级，但面对疫情暴发，专业性传染病医院数量少、综合医院抗疫能力差、应急抗疫设施增建能力与储备不足等问题就相继凸显出来。

　　陈华元说，今年暴发于湖北省武汉市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疫情扩大后，武汉市内的传染病医院与综合医院很快达到最大病例收治能力。

　　“武汉市内大型传染病医院仅金银潭医院一家，床位仅有900张，与当时突发需求相比远远不足。”陈华元表示，综合医院虽设有传染病科室，但大区域很少按照重院内感染防控的宗旨建造，在疫情中无法直接利用，导致疫情发生时，综合医院的病例收治能力、抗疫能力都捉襟见肘。

　　以武汉外的贵州贵阳为例，全市每千常住人口医疗机构床位7.73张，远低于周边省会城市，50%的优质资源集中在中心城区。在疫情暴发前，全市市县两级医院隔离病房共250间，其中市属医院隔离病房仅37间，并仅有1台负压救护车。

　　的确，数据显示，目前全国3.3万家医院中，传染病医院为168家；近1200万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中，传染病医院工作人员不足6万名，占0.49%。在机构和人员整体不足的同时，近些年受收入不高等因素影响，传染病医院还面临着较为突出的人才流失问题。

　　因此，为了及时收治病患，武汉临时改造数个综合病院，抢建临时传染病医院、设置方舱医院等。但陈华元坦言，例如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抢建，建造工期仅10天左右，高峰期作业人数2万余人，100多家分包单位参建，建造时间短，投入资源量大，且如此庞大的建设队伍聚集抢工往往又会增加交叉感染率。

　　医疗资源：布局不均重症医学匮乏

　　“虽然我国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近年来不断增长，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史汉夫表示，一个国家医疗卫生支出占GDP比例用于衡量国家或地区的卫生医疗服务所消耗的公共资源与社会经济产出间的关系。根据2018年全球国家地区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百分比排名显示，我国医疗卫生投入占GDP比重为6.4%，在榜单上的18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倒数第28位。与美国这一支出17.8%、德国的11.6%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也低于日本8.2%、韩国的7.7%。

　　“医疗卫生资源存在分配不均等、卫生物力资源的浪费与低效并存等问题。”史汉夫说。根据《2019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城市地区平均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量为10.9人，而农村地区只有4.6人。在医疗机构床位方面，城市地区均每千人拥有医疗机构床位数量为8.7张，而农村地区只有4.56张。

　　此外，三甲医院方面，据卫健委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按五大战区划分，三甲医院数量分别为东部战区106家，南部战区128家，西部战区69家，北部战区164家，中部战区181家。

　　“我国三甲医院建设标准是覆盖以医院为中心的3至10公里的居住地，但现有三甲医院主要存在于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以及部分重点二三线城市，疫情突发下各大战区很难形成全方位覆盖的公共卫生医疗应急体系。”史汉夫说。以北部战区山东省为例，全省共有三甲医院数量42家，但近半数在济南和青岛两市；以中部战区山西省为例，全省共有三甲医院36家，其中24家在省会太原市。

　　除分布不均衡现象突出外，也有专家指出我国重症医疗资源明显不足，执业医师数量也有待加强。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雷冬竹表示，《重症医学科建设与管理指南》要求ICU病床数量一般以ICU病床数占医院病床总数的2%至8%为宜，并可酌情增加。但目前我国综合医院ICU科室床位占比约为3%，远低于美国的15%。

　　“基层医院更加薄弱，我国二级医院设置重症医学科的医院还不足20%。”雷冬竹表示，作为国内重症医学较发达城市，在新冠疫情发生前，武汉市主要的29家医院，ICU床位(不包括专科ICU)仅有594张床位，医疗资源明显不足。

　　雷冬竹认为，重症医学高水平人才也十分缺乏。她表示，近20年来，重症医学虽成为独立的临床一级学科，但从目前来看，大多数医院重症医学行政上尚未独立成科，而是与麻醉科、急诊科等科室相混。重症医学配套政策还有待完善。重症医学医生多为其他专业转入，缺乏系统的规范化培训，影响专业队伍的水平。同时，重症医学尚未纳入教育部学位办的学科目录，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科后备力量的成长。

　　事实上，不仅是重症医学人才缺乏，我国执业医师总量整体不足。根据《2019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截至2018年，我国拥有执业医师级别且从事非管理岗位医疗、预防保健工作人员数量为3010376人，仅占全国总人口数0.22%。但日本厚生劳动省2018年4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在职医生总数将在2020年达到约35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数0.31%。国务院关于医师队伍管理情况和执业医师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也显示，2018年，我国每千人口医师数为2.59人(德国、奥地利等发达国家已超过4人)。其中，农村每千人口医师数为1.8人，仅为城市的45%。

　　补医疗短板提速

　　疫情过后，从中央到地方已连续下发多个文件，以提高公共卫生防控救治水平。日前，国家发改委下发《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指出，将尽快补齐短板弱项，切实提高我国重大疫情防控救治能力。重点着眼疾控机构、传染病医院、综合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整合协同，促进资源梯次配置、开放共享，实现预防和医疗协同发展。

　　《方案》提出，全面改善疾控机构设施设备条件，实现每省至少有一个达到生物安全三级(P3)水平的实验室，每个地级市至少有一个达到生物安全二级(P2)水平的实验室，具备传染病病原体、健康危害因素和国家卫生标准实施所需的检验检测能力。鼓励有条件的地市整合市县两级检验检测资源，配置移动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统筹满足区域内快速检测需要。

　　构建重大传染病患者集中救治的体系，支持直辖市、省会城市、规模较大的地级市建设传染病医院或者相对独立综合性医院传染病区，同时加强县级医院的建设。并加强中医药科室建设，按标准规范设置中医药科室，提升中西医结合防治传染病能力。

　　此外，《方案》要求，我国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在每个城市选择一至两所现有医疗机构进行改扩建，原则上重症监护病区(ICU)床位占比达到医院编制床位的5%至10%。同时，根据各省不同人口规模、辐射区域和疫情防控压力，依托当地高水平中西医医疗机构，结合国家应急队伍建设，建设一至三所重大疫情救治基地，承担危重症患者集中救治和应急物资集中储备任务，能够在重大疫情发生时快速反应，有效提升危重症患者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在此背景下，我国多地提速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补短板力度正在加强。此前，成都发布《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指出，到2025年，成都将构建一家国家级重大疫情救治基地、一至两家省级区域救治中心、四至五家市级区域救治中心、县级区域救治中心、基层医疗机构的成都重大疫情医疗救治网络体系。

　　上海出台的《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将建设包括公共卫生的应急指挥体系、监测预警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以及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应急医疗救治体系等五大体系。

　　广州市委深改委印发《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实施意见》显示，广州将建立健全方舱医院、集中隔离场所、留验检疫中心(医学观察场所)应急征调机制，市、区两级要选取、储备一批大型公共场馆、宾馆酒店等，确保需要时可快速投入使用；并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基建”，高标准建设市卫生应急指挥决策系统和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指挥大厅，推动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信息整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