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朱建弟今日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表示，建议适当调整上证综指的编制方法，切实提升指数的表征作用及内在稳定性。

　　朱建弟认为，从上证综指多年来的运行情况看，目前该指数的编制方法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和不足：

　　首先，新股计入指数时，尚未经过充分博弈，价格稳定性较差。朱建弟表示，上证综指编制之初，新股上市1个月后才计入指数。此后有关部门对此进行了3次调整：1999年11月9日，将新股计入指数的时点调整为上市第2个交易日；2002年9月23日，将新股计入指数的时点调整为上市首日；2007年1月6日，将新股计入指数的时点调整为上市第11个交易日。

　　他认为，2014年以来，受新股发行定价、上市首日涨跌幅等制度变化的影响，新股上市后平均拉出9个涨停板，计入上证综指时，新股股价普遍处于高位，之后新股价格回归，对上证综指产生影响。

　　其次，基本面恶化公司未剔除，影响了指数的代表性。在朱建弟看来，由于退出机制仍不完善，截至2019年底，沪市累计仅退市上市公司59家，上证综指中仍包括ST、*ST股票68只。这些股票市值占比仅0.6%，但由于我国市场长期存在“炒差”、“炒小”的顽疾，这类股票的价格变化对上证综指形成扰动。

　　再者，总股本加权不利于真实反映股价的总体变化，削弱了指数的表征作用。朱建弟说，目前沪市自由流通股占比仅为40%左右，其中，银行、能源等权重股占比更低。大量非自由流通股虽然没有参与交易，但对上证综指的影响较大，导致上证综指的表现与广大投资者的实际感受产生一定背离。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9年，采用自由流通股本加权编制的上证50指数和沪深300分别上涨20%和15%，但上证综指下跌7%。

　　朱建弟表示，上述问题制约了上证综指有效发挥其应有的表征作用，立足我国资本市场实际，借鉴国际经验，有必要对上证综指适时优化。他建议，从新股纳入时间、样本股剔除机制、股本加权方式等方面着手，适当调整上证综指的编制方法，切实提升指数的表征作用和内在稳定性，使其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市场内外部环境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