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日本政府决定在2019年度补充预算案中，列入约9550亿日元的“数字新政”相关预算。这一预算内容主要包括向中小企业的信息化投入3090亿日元，向学校的ICT(信息通信)应用投入2318亿日元，向加强“后5G”时代信息通信基础投入约1100亿日元，还包括给年轻科研骨干最多10年、平均每年约700万日元的研究经费支持，以及对量子研究机构和超级计算机领域的投资等。

　　从预算投向上不难看出，日本的目标是在信息化、智能化和基础研究等领域跟上世界潮流。日本在上述领域的大力投入，反映出日本的隐忧和焦虑。

　　以加强中小企业信息化为例，日本总务省“2018年通信利用动向调查”显示，同时引进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或引进其中之一的日本制造业企业仅为16.6%。《日本经济新闻》去年9月的一则报道称，日本国内工厂在物联网大潮中动作迟缓，数十万台早已停止支持服务的“老旧电脑”仍在运行。

　　从另外一组数据也能看出日本推出“数字新政”的动机。日本生产性本部2019年的数据显示，2018年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在七国集团(G7)中排在最后一位，仅为美国的六成，在36个OECD成员国中排名第21位。在严重老龄化、少子化的情况下，日本中小企业的未来更加绕不开信息化。

　　学校的信息通信化，也是日本“数字新政”的重要内容。按照规划，到2024年日本将让中小学所有学生每人拥有一台电脑，预计在今后四年里，相关费用总计将达到4300亿日元，其中2318亿日元列在补充预算案中。显然，日本希望通过加大对青少年的投入来强化IT人才的培养，但仅仅靠投入硬件设备无法轻易改变日本IT人才缺乏的现状，因为日本学校在IT教育方面还面临师资短缺等问题。

　　在5G领域，日本可以说是“起大早赶晚集”。日本是全球最早进行5G技术研究的国家之一，早在2013年，NTT DoCoMo公司就提出5G网络概念，2015年，NTT DoCoMo成功进行5G网络实地测试。然而在5G技术开发竞争中，日本却落后于中韩等国。现在，日本将目光投向“后5G”时代，但瞄准“后5G”时代的又何止日本，一些公司早已布局6G研究。

　　同样，在量子技术领域，日本基础研究起步较早，但是在商业化和应用研究方面已经落后于中美。在“数字新政”相关预算中，也包括对量子研究和超级计算机的数百亿日元投资，但是和中美两国的人力财力投入相比并不突出。

　　在基础研究方面，虽然日本本世纪以来几乎每年都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但是诺贝尔奖平均有近30年的滞后期，获得诺奖情况并不直接反映一个国家当下的科研环境和科研水平，2019年日本诺奖得主吉野彰的研究成果就是上世纪80年代取得的。目前日本在基础研究领域有着较强的危机感。2018年度日本《科技白皮书》指出，日本在基础科研、人才培养、资金确保等方面都面临诸多难题，建议政府加强对科研领域的资金投入，并为年轻研究人员提供更好的科研环境。

　　日本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信息通信、基础研究等领域都拥有一定的技术实力，在全球科技版图中占据重要一块，但也面临竞争力弱化的风险。日本政府加大资金投入、大力推进“数字新政”意图很清晰，就是紧紧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机遇，让数字经济成为未来拉动日本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