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武汉试点胰岛素类产品带量采购议价规则采取降价幅度制的文件，引发业内热议。

　　该文件显示，本次武汉带量采购根据药品种类进行分组，再根据同组企业不同的降价幅度，给予不同的市场份额。以降幅而非最低价来确定企业获得的约定采购量及替代用量，使得原本药价比较高的外企参与度激增。而原本依靠价格优势获取市场的国内药企，则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鼎臣医药咨询创始人史立臣分析，本次武汉带量采购的方式或需要再探讨。“这明显是帮助外资企业驱逐武汉市场的国内企业。如果以降幅5%-10%给70%的市场，那外资企业意愿自然增强，因为这是以极小幅度的降额，换取最大份额的市场。用降价绝对值的方式，国内企业降价绝对值是永远超不过国外企业，这会导致在中国市场减少中国仿制药的空间。”

　　细则温和

　　1月9日，外资企业诺和诺德、赛诺菲、礼来贸易、江苏礼来及内资企业通化东宝、合肥天麦、三生制药、珠海联邦等10家企业，按胰岛素起效时间分为7组进行议价谈判。

　　分组方式主要是将挂网的所有胰岛素产品按二代(重组人胰岛素)和三代胰岛素(类似物)及功能分为七个分组，除中效人胰岛素的分组中只有1家供应商外，每组均有3家或3家以上的厂商。

　　本次胰岛素带量议价细则好于市场预期。根据相关规则，本次带量采购中若降幅少于5%，将拿出对应产品2018年超过50%的份额，供同组内降幅大的企业分配；若降幅在5%-10%之间，则可直接获得其原市场份额的70%；若降幅大于10%，则可直接获得其原市场份额的90%；同组内每个产品剩余部分进入替代总量，替代总量按50%、30%、20%的份额分配，降幅靠前(绝对金额)的前3家可以获得。

　　从此前发布的《关于发布胰岛素类药品分组及采购量的通知》来看，7组合计约定采购量为170.569万支，市场规模约1.3亿元。

　　在分组采购量方面，预混类似物、预混人胰岛素、长效、超长效类似物占据主要份额，达到整体的采购量的96%；而金额方面最大的为长效、超长效类似物，其次是预混类似物，两组的合计金额占比近整体的69%。

　　中泰证券分析师江琦指出，本次胰岛素的带量议价细则较化药产品温和很多，因此预期届时大多数胰岛素产品降价幅度将好于市场预期。“第一，原供应厂家均可以继续中标，非每组独家中标；第二，没有硬性价格降幅要求，价格降幅同本产品全国的最低中标价相比，指导降价幅度要求温和。”

　　但温和的细则并未获得业内一致好评，反而激起不少质疑声。“中国的药品价格谈判降幅只有5%-10%并不可以满足需求。” 史立臣表示：“针对起码3家以上生产的仿制药，中国的药品带量采购谈判，不管任何区域，如果降价幅度达不到20%以上，都是粉饰太平。”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国内胰岛素市场整体规模略超200亿元，而本次武汉地区的胰岛素报量的市场规模约为1.3亿元，仅占全国市场不到0.7%的份额。江琦也认为：“对于成熟企业而言，武汉市场对其整体收入影响小，预期其降价动力有限，部分企业出于维护其全国价格体系目的不降价也有可能。”

　　国内企业生存受限？

　　根据湖北省现行中标价，相同药品比较，外企产品价格均高于内资产品价格20%以上；市场份额中，外企占到的份额也超过50%。

　　有业内人士指出：“根据方案规则，若内、外资企业以相同降幅竞争，外资企业获取的市场量将远大于内资企业。该规则未形成相互替代的竞争格局，无法保证低价国企产品替代高价外企产品的市场趋势。”

　　事实上，借由带量采购能否实现进口替代成为当下市场最为关注的焦点。

　　在史立臣看来，中国被外资药企将近三四十年的高价仿制药和专利药垄断，已经吃尽了苦头。“中国药企愿意大幅降价，并获得足额全国的市场份额，而不是局部地区。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的药企就会大量的研发低价仿制药，而不至于被外资企业进行价格垄断。只有中国自己的药企强了，价格才能真正下来，因为它们首先要服务的是中国的市场。”

　　史立臣认为，当前中国医药行业监管部门出台任何政策的第一要务，是扶持中国药企，第二要务是通过中国药企的低价仿制药来制约外资企业的药品定价权，这是任何国家降低药品价格的必经之路。

　　“任何带量采购的药品谈判都是以最终决定价格，而不是以相对价格或者降幅、绝对值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进行价格谈判。如果真的代表国家局做试点，第一谈判规则一定是以最低价换全国市场最高市场份额，因此武汉模式很难全国推广。”史立臣继续补充道。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带量采购双方签署了保密协议，因此价格不会公示。史立臣对比指出：“中标价格是不会被保密的，尽管本次谈判承诺不挂网，但所谓的保密可能只是空头支票。尤其医院价格是执行零差价、平进平出，具体数字很容易透出来。”

　　不过，一位央企政府事务代表对此持不同意见，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这关乎政府的诚信问题，局部地区的让利不会被其他市场采集，是保密协议的承诺。如今市场价格满天飞，最终执行还是以省平台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