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只能奖励减贫研究理论 并非减贫本身
东方财富资讯君
2019-10-15 17:5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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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Abhijit Banerjee, Esther Duflo和Michael Kremer, 以表彰他们“以实验方法减轻全球贫困”。

  Banerjee是Duflo的博士论文导师,两人育有一个女儿。从两人的人生背景来看,他们投入减贫研究其实也是一种必然,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天命。

  Banerjee,1961年出生于印度一个贫困地区,见过周边穷人住的“摇摇欲坠”的房子、感受过穷人勤劳善良禀性、了解穷人面临环境、约束和选择。就是这样的见闻使得他难以再遵循教科书里的理论来看待贫困。在经历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大学(本科)、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硕士)、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的求学旅程后,他开始逐步探寻改善穷人的生活,以自己的祖国为研究对象,大力推广随机控制实验(RCT),去验证有效的减贫政策方案。Banerjee与Duflo于2003年共同创办了全球第一个最大的贫困行动实验室( J-PAL),他们大力倡导、运用和践行随机控制实验(RCT)方法,力求通过一个一个局部实验研究世界反贫困斗争寻找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并将有效方案大规模推广实施以达到减少贫困的终极目标和使命。

  相对Banerjee出生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地区,Duflo则成长于发达国家,她于1972年出生于法国,曾就读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后来到MIT攻读博士,毕业后直接留校任教。Duflo是一位极具魅力的女性学者,她是克拉克奖得主、麦克阿瑟奖得主,如今她又称为史上第二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女性得主,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她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女汉子”,是J-PAL的核心灵魂人物,在非洲、北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南亚和东南亚、欧洲设立研究办公室,带领全球精英团队开展了接近500个RCT项目,聚焦政策有效性测试和推广。她深入五大洲穷人的世界,与当地居民同吃同住,打扮简单朴素很容易让人误解她是“贫困者”而非“扶贫者”。可是,当她从“田野模式”切换到“研究模式”时,你会被她的笔下的文字、演讲的底气和自信、严密的逻辑思维、极具亲和力的神情所迷倒:那是一个遍历世间沧桑,依旧淡定从容的信仰者、传播者和践行者。

学术成就来自于学术争论

  如何消除贫困其实一直是经久不衰的发展经济学话题。新千年以来,学术界形成了著名的萨克斯(Sachs)和威廉伊斯特利(Easterly)两派的长期论战:Sachs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兼联合国顾问,主张快速的、全面的、变革性的大推动策略,他这一派主要由政治领导人和专家组成;而纽约大学的Easterly则持相反观点,主张渐进式的社会变革策略,Easterly的这一派由新兴的自发组织、创新者和部分政治改革者组成。

  这两派观点如何正确和有效,已经论战二十多年了,不仅在研究体系上论争不断,而且在形成了相当大的政策影响,都在联合国和许多国际租住找到了自己的盟友。

  作为纯学者,Banerjee和Duflo认为这两家的理论上已经无法做出解释,只能用事实、数据证据来解答谁更正确更有效,于是他们创立了RCT方法——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随机对照试验),通过两个条件相似对照组,来评估不同的减贫策略下的减贫项目对穷人的影响。

  RCT方法成功将减贫政策建立在证据之上,而不是基于偏见和特殊利益的案例分析。从纯粹的研究角度说,这一方法的优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RCT方法能够解决识别问题,随机分配处理组是政策干预一个好的工具变量,可以帮助研究者进行处理效应的因果推断。这是实证工作在识别上的最主要的优势。第二,RCT方法能够避免数据挖掘问题,避免研究者只报告显著的结果。Du?o指出RCT可以提供一个比较没有争议的结论。第三,也是更为最重要的一点,一般政府都没有意愿RCT,很多文献中的研究结论都是基于NGO做的项目。因为RCT的结果是证据决定的,所以并不能佐证政府政绩。如此一来,就排除了所谓的主观政治因素,能够将结果显的较为“客观”。

  Banerjee、Duflo,以及本次一同获奖的Kremer等人坚守RCT的运用实践,从质和量角度描述穷人是怎样生活的,研究特定机构是如何运转的,以及哪些政策有效和哪些政策无效的各类证明,力图从一小点做起并保证政策的正确性:免费给居民发放蚊帐、激励家庭给孩子打疫苗、有条件现金转移对孩子健康和教育的影响、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哪个更有效、穷人生育选择与计划生育计划的有效性、小额信贷的有效性、信息的重要性等等。例如RCT证据表明非洲的教育是相当成功的。Kremer研究发现肯尼亚对高中女生发奖学金,促使女生更加努力的学习,也增加了女学生的分数,并且对同班级的男学生具有正的外部性;肯尼亚实施的给学生发放教科书的实验结果显示对学生的成绩没有影响;除虫项目使得学生的缺勤率降低了四分之一。再例如,RCT证据表明非洲的农业政策的失灵。Duflo等通过在不同农场使用不同量的化肥,发现玉米农场的回报大于试点农产。进一步,他们发现肯尼亚政府建议的化肥使用量是不正确的,不能帮助穷人获得最大的收益。此外,Banerjee、Duflo等还证明一次性资产转移和配套的培训、信息和现金支持能够极大地增进穷人的福利,且在不同背景和文化下,仍然有效,具有可推广性。

 减贫研究并非是减贫本身

  Banerjee、Duflo合著的《贫穷的本质》一书在中国也有翻译,同样也引发了许多争议。其实这本书里,两人就对RCT方法进行了深刻的阐释,通过记录大量的亲身体验、相关RCT实验的过程及结果,要想了解RCT方法到底是什么,这本书也是本好教程。当然,这本书里两人更希望回答以下几个问题:通过什么方法可以有效改善穷人的生活?部分减贫方案作用于穷人时为什么会失效,障碍在哪里?是起步花费较大,还是起步容易维持难?为什么花费会这么大?穷人意识到福利的重要性了吗?如果没有,原因又是什么?基于丰富的田野研究积累,《贫穷的本质》一书其实很好的说明了穷人的生活环境及行为选择,如穷人会买什么、吃什么、他们会为子女的教育做些什么、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些什么、他们会生几个孩子等等。同时,也探究了各类市场及机构能够为穷人做什么,包括穷人对小额信贷、保险的可获得性,政府能为穷人做些什么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政府会力不从心等等。客观而论,这一系列事实场景、假设和思辨开创了贫困研究的全新视角,深刻改变社会各界对穷人懒惰等的偏见,并提出了一些实用性较强的建议,为政策制定者有效减贫政策供了重要指导。

  经济学一向有宏观理论与微观基础的研究悖论,作为一门标榜科学性的研究人的行为的学科,经济学的宏观理论往往是没有微观基础的,所以为宏观理论寻找微观基础对学科而言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经济学大量开始借鉴科学特别是生物医药等学科的科学方法,RCT,随机对照实验方法开启了20世纪的医药革命,这一方法也很快被经济学所引入,从学科发展角度,当代学者都希望借助新方法推动21世纪的社会政策革命。目前看来,系列的实验、研究和结论,已经越来越被经济学界认可为微观发展领域牢靠的评估标杆。所以Abhijit Banerjee, Esther Duflo和Michael Kremer夺得诺奖,其实也是这一趋势的结果。

  有趋势就有反趋势,正如这次颁奖在中国经济学界引起哗然,其实经济学界一直非常担心RCT对特定的实验背景具有较高的敏感性。比如201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Deaton 指出RCT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一个模型来说明处理为什么有效、什么时候有效或者在什么地方有效,且实验得到的结果来自特定实施地点、特定的实施时间、特定的对象和群体,所以结论能否上升到政策、推广到其他地区还缺乏清晰地证明。本质而言,RCT并非解决发展问题的政策万能药,它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对于诺贝尔经济学奖来说,如何更好的推动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发展,才是其中心考虑的内容。毕竟诺贝尔经济学奖只能奖励减贫研究本身,并不能奖励减贫本身。对于实践减贫者而言,RCT研究方法仍然只是一种研究工具,具体如何减贫,仍然是一个全球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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