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7月盛夏，从趣店高级副总裁许龙的新总部办公室落地窗向外望去，是厦门一览无遗的碧海蓝天，从东海吹来的风，有节奏地拍打在点点白帆上。

　　“原来在北京，同样的价格只能租一间卧室，而在厦门足够租下整个套间。”许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员工的生活品质也普遍随之提高了。”

　　去年此时，许龙与几百位员工及其家人一起跟随趣店总部南迁厦门，正式成为了“新厦门人”。

　　无独有偶，相继将总部或研发总部迁来厦门的，还有神州优车、瑞幸咖啡、美团、字节跳动等一大批国内高成长企业。

　　据统计，仅2018年厦门新设外资企业就有1215家，新设内资企业14201家，全年完成合同外资465.9亿元、境内招商引资注册资金3268.2亿元。

　　厦门近年来在营商环境改革上颇具魄力，国家发展改革委2018年对全国22个主要城市的营商环境进行试评价时，厦门甚至超越上海，名列第二。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采访了厦门企业与学者后也发现，作为经济特区取得40年高速发展后，尽管部分指标在全国范围内已属名列前茅，厦门依然难以摆脱“一线房价、三线工资”怪圈。在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今天，厦门仍面临产业规模小、人才匮乏等多维度隐性难题。

　　新厦门人招商，跳起来摘桃子

　　同样带有“新厦门人”标签的胡昌升，履职厦门市委书记第一个月就马不停蹄地调研。

　　据厦门日报报道称，胡昌升上任伊始便密集调研，足迹遍布岛内岛外，接连深入基层区街和工业园区走访调研，调研内容涵盖自贸片区、基层党建、产业发展等。一个未经核实的细节是，胡昌升微信朋友圈的运动步数每天保持在一万步以上。

　　营商环境更是成为此轮调研的重点。在调研过程中胡昌升反复强调，“要在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持续发力，不断增强城市对高端要素的吸引力竞争力，增强企业在厦门落地生根的信心决心。”

　　为了进一步增强企业家来厦门投资兴业的信心和热情， 4月29日厦门召开了全市招商大会。胡昌升在招商大会上提出，厦门在招商上要敢于“跳起来摘桃子”。

　　一位厦门企业家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自招商大会以来，上至区政府、相关部门，下至街道全部联动起来开展招商工作，可谓“人人都是招商员”。

　　以厦门湖里街道港航片区为例，其联合党委启动了湖里街道招商推介会，对外正式发布了《湖里街道招商手册》，为客商提供辖区最新最全的投资咨询、招商信息。

　　除了政府机构，“新厦门人”同样被调动起来。就在招商大会当天，趣店集团创始人罗敏被厦门市委、市政府聘请为投资顾问。作为招商顾问，罗敏要帮助政府招商引资，吸引更多高端项目和人才落地厦门。

　　据许龙回忆，在招商大会结束不久后，罗敏立刻在趣店内部成立了一个招商小组，他亲自出任组长，与公司高管齐上阵，联系在各地创业的新经济领域企业家朋友，前来厦门实地看一看。

　　罗敏邀请的第一批企业家朋友飞抵厦门，是在接受投资顾问新身份不足两周时，包括唱吧创始人陈华和松鼠拼拼创始人杨俊。随后，第二批、第三批接连而至……

　　许龙认为，罗敏与大多数趣店人一样，都乐此不疲地向身边的企业家朋友推介厦门，罗敏和趣店已经成为厦门招商的一张名片。

　　对标新加坡，营商环境评估先行

　　引凤先筑巢。厦门曾是国内最早提出开展营商环境评估评价工作的城市。

　　厦门最早从2015年就启动了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审议通过了《关于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意见》。

　　根据《意见》，厦门提出力争通过三年左右的努力，跻身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城市行列。具体做法是，对标国际一流，在国内率先参照世界银行指标体系，通过第三方机构评估，查找差距和短板，并将其作为突破瓶颈的着力点和创新创造的切入点。

　　按照世界银行标准评估，厦门营商环境2014年相当于全球经济体排名第61位的水平。通过几年努力，厦门营商环境在世界经济体中的排名，三年提高了23位，在2017年跃居到了第38位。

　　厦门大学中国营商环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许志端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厦门对照世行10大领域的31项指标，重点针对地方层面可操作的9个领域25项指标，对标新加坡等先进经济体，结合厦门实际，逐领域提出具体的改革目标、任务和措施。

　　以“办理建筑施工许可”指标为例，在营商环境评估创建中，许志端发现，厦门在此项排名中最为靠后，在2014年排在全球第164位，也成为企业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

　　根据世行指标查找到的差距，厦门依托“多规合一”改革成果，首创“五个一”(“一张蓝图”、“一个系统”、“一个窗口”、“一张表单”、“一套机制”)项目审批管理体系，形成改革任务清单，并建立起相应的督查机制和考评机制，指标排名三年内跃升40位。这一体系更是被国务院认可并作为统一标准在全国推广，成为工程建设审批制度改革的“厦门蓝本”。

　　如今，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涉及的10个领域中，厦门市已有4个领域处于较好水平，登记财产、获得电力、开办企业分别相当于全球第17、28和45名水平，执行合同更已达到世界前列水平。

　　世界银行的报告表明，良好的营商环境会使投资率增长0.3%，GDP增长率增加0.36%。五年来，厦门的发展就像按下了快进键，GDP从2014年的3018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4351亿元。

　　一线的房价，三线的工资

　　生活工作在厦门的创业者永远是城市营商环境的最直接感知者。

　　厦门本土上市公司、弘信电子董事长李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厦门在开办企业等方面确实有了极大提升，但也存在不少仍需改进的地方。

　　李强发现，身边的企业家朋友都深受人才招聘的苦恼。不少朋友的公司逐步向北上广深等城市转移。弘信电子也因研发团队的人才流失之痛、人才招聘之难，开始提早将研发基地布局到外省城市。

　　今年刚从厦门大学毕业的张小莉再三犹豫后还是选择前往上海工作，她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每逢毕业季，留在厦门还是流向北上广深杭成了最纠结的难题。

　　“留在厦门，最好的选择是去国有企业，大多属于房地产、制造等传统行业，新兴产业目前的体量太小。”

　　张小莉并非孤例，从厦门大学2018年就业质量报告中可以看出，留在本地就业的人数仅占总毕业人数的36%，大部分流向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在李强看来，这与厦门的高房价不无关系。厦门属于典型的“一线城市的房价、三线城市的工资”。厦门平均房价超过4万/平方米，岛内的思明区几乎找不到低于6万/平方米的房子，近期厦门本地某开发商开盘价就开出了8万元/平方米的价格。而截至2018年，厦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刚刚突破5万元。

　　厦门市商务局对本地上市公司进行的一份调研中写道，厦门钨业甚至出现过有一年企业招聘人数赶不上员工流失人数的窘境。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认为，厦门当前正面临着产业规模小、人才匮乏等多维度隐性难题，究其根本恰恰在于房价高、工资低，缺少现代制造业。

　　“厦门在营商环境的几项重要指标上确实不错，但就是找不到一家在国内制造业能够形成完整产业链、知名影响力的现代制造业企业。”丁长发说。

　　产业规模小导致的经济总量小，正成为厦门发展进程中的一块短板。丁长发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厦门对区域经济的引领作用不足，很难形成类似深圳一样的辐射效应。尤其是高铁一通，北有上海、杭州，南有深圳、广州，如何让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聚集到厦门是个挑战。

　　不断优化指标，民企仍存融资难题

　　有媒体报道的一个细节是，在厦门市发改委服务业处副处长闫智君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2019年首批营商环境改进任务清单》，这是厦门市发改委牵头各相关单位，对标北京、上海等地先进做法，针对第三方评估所提出的薄弱环节，初步梳理形成改进方案的一项成果。

　　解决厦门前述问题的唯一办法也许就是不断在营商环境各项指标上下功夫。

　　近日，一票由日本横滨海运来厦门的货物到达海沧中欧班列集拼箱中心，继而搭乘中欧(厦门)班列前往德国杜伊斯堡，成为首批通过多式联运方式经厦门中转发往欧洲的日本货物。

　　远在日本的航运公司缘何选择在厦门完成中转？

　　正是由于厦门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指标上的不断优化。因为全面实施“互联网+通关”模式，经由此进出口的货物申报时间从4小时减至5分钟至10分钟，船舶进出境申报时间减少至2.5小时。

　　厦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也凭借报关率99%、报检率100%，被商务部评为自贸试验区“最佳实践案例”。

　　厦门的企业结构中，三分之一为国企、三分之一为外资、三分之一为民营中小企业。在李强看来，国资与外资在获得融资上相对容易，中小企业融资贵反而是难以破解的难题。

　　“对企业而言，降成本是最重要的，企业非常看重这一点。”他建议，尤其要帮助民营企业降低成本，把资源向民企倾斜，提供相对公平的市场待遇。作为上市公司的民营企业，依然面临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

　　红相股份和乾照光电都面临如上难题，企业技术研发投入巨大，资金面紧张，在与银行商谈贷款时均会遇上利率上浮的条件，很多外地省市前来招商引资的时候，均表示可以提供贷款贴息政策。

　　李强建议，针对本地有潜力、有技术、有订单的企业，政府可给予企业(或项目)前期配套资金、低息免息贷款、优惠土地等政策或厂房配置等硬件配套，使企业能够解决资金瓶颈问题，在产能爬坡阶段可以用更低的财务成本，获得更快速的发展。

　　新经济企业落地，为什么选厦门？

　　趣店的首次蹚水实验，从决定搬迁到最终总部落地，用了将近一年半时间。而瑞幸咖啡从动心到南迁厦门，才用了不到半年时间。

　　从趣店到神州优车、瑞幸咖啡，再到美团、字节跳动，厦门似乎一下子成为了新经济赛道上的黑马。不少人都有一个疑惑，为什么是厦门？毕竟厦门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新经济产业发展的土壤并不深厚。

　　作为厦门的招商大使，神州优车董事长兼CEO陆正耀也是瑞幸咖啡的天使投资人。为何如此多的企业要将总部或研发总部搬迁至厦门，他认为主要是因为隐性与显性成本。

　　从显性成本上讲，厦门政府效率高，配套政策好，推出了包括税收、户籍等一系列政策，企业能够深切感受到厦门营商环境带来的优势，企业综合运营成本明显降低，员工在这工作幸福感较强，人才稳定自然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

　　“厦门是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政府决策非常快，周期短。企业甚至在这里可以与政府一把手沟通，这无异于是一种隐性成本。”陆正耀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许龙认为，厦门早期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很多，类似网宿科技等老牌科技公司，为厦门培养了庞大的技术人才群体。厦门大学也是著名高校，整体的素质和活力一点不比一线城市差。

　　在与厦门的领导沟通过程中，许龙就发现，厦门特别希望将新经济产业作为未来厦门长期的布局。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多方了解到，厦门市长庄稼汉近日在北京对多家新经济企业进行了拜访，显示了厦门发展新经济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