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过度劳累导致的慢性病和死亡事件，也被称为“Karoshi”，写作汉字便是“过劳死”。

　　多年来，“过劳死”问题一直困扰着日本各大工作场所。

　　今年4月起，日本政府开始分阶段实施“工作方式改革”的相关法规，第一批改革从大型企业抓起。新法规规定，员工每年最长的加班时间要控制在720小时以内。

　　但事与愿违，虽然大企业员工的加班时间有所下降，分包商的压力却在不断增加。

　　为此，日本政府再次站出来，为中小企业发声。据英国《金融时报》7月9日报道，日本政府从本周推出了一部时长30秒的电视广告，并且在一些最贵的广告位播出。该广告呼吁日本大型企业，不要将缩短员工工作时间的压力传导给下级分包商，即中小型企业。广告更是直言不讳道：“别再欺负分包商了！”

　　好的初衷起不到好的效果

　　2018年夏天，日本政府通过了工作方式改革相关法，旨在避免日本国民因过劳对健康造成损害，并实现同工同酬，使劳动方式高效和多样化。安倍将其描述为当年“最重要的一项立法”。

　　据悉，新法规中最受关注的是对加班时间的限制。

　　新法规规定：

　　企业员工加班上限“原则上”为“每月45小时，每年360小时”，平均到每天是1个多小时。

　　繁忙期等特殊情况的加班时间上限为“每月100小时、每年720小时”(包含休息日加班)，平均到每天是3个多小时。

　　另外，连续加班2到6个月的，每月加班时长要控制在80小时以内。

　　第一批改革从日本大型企业开始(自今年4月1日起实施)，考虑到企业综合实力上的差距，中小企业被列为第二批实施对象，从2020年4月开始实施。

　　新法规还规定了临时、兼职员工与正式员工的“同工同酬”，以及“白领加班豁免制度”。专业技术较强，以及年收入在1075万日元以上(约合68万人民币)的工作，不受工作时间限制，但考虑到健康问题，每年必须确保104天休息。

　　到目前为止，新法规已经推行3个月有余，而上述广告正是在此时推出。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日本政府限制了大型企业员工的加班时间，其实只是将全国的过度工作危机转移到了不明显，且更容易被欺凌的“经济角落”。这与当初“工作方式改革”让大型企业在内部提高生产力的意图是明显冲突的。这场不同寻常且高调的广告活动，意在避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推出的劳工改革政策可能造成的任何连锁危害。

　　用英国《金融时报》的话说就是，“日本政府的广告，是在对劳动力改革的后续影响发出警告。”

　　日本内阁办公室发言人也表示，“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并且意识到这是政府的重要问题之一，这是我们决定投放电视广告的原因。”

　　在日本投资银行有十余年从业经历的金融分析师赵元杉(化名)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其实在日本，大公司的员工早就已经不加班了，甚至比中国企业的工作时间还短。大公司都是强制性休假，如果不休假，管理层就会打电话过来。但像IT和贸易类的小公司加班会多一点，这与国内情况类似。中小企业的加班一直都很多，因为是个人企业。”

　　难以破除的加班“潜规则”

　　虽然该广告已经引起了外界关注，但新法规还是遭到了日本国内的广泛批评。这些声音认为，新法规的力度还不够，且有可能造成过劳死不减反增的现象。

　　首先，每年最长720小时的加班时间在全球范围内仍属较高水平；

　　其次，新法规规定，违反加班时限的企业主，将被处以半年以下徒刑和80万日元以下罚款(约合5万元人民币)，这种程度的处罚，对企业而言仍然过于宽松；

　　另外，新法规允许“豁免”，即部分高收入、专业性强的工种并不受加班时间的限制，这也意味着新法规在许多白领的工作领域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此外，还有一些“潜规则”不在法律规定范围之内。律师们表示，由于工作场所有许多非明文规定，例如人们并不能休全法定假日，所以过去对解决日本工作过度问题的许多尝试都夭折了。而除了正式的、可计算的加班时间外，许多企业还依赖于员工不计入工时的“无薪时段”，他们委婉地称之为“服务时间”(Service time)。

　　而另一方面，部分日本上班族本身也对加班“情有独钟”。从年龄上看，日企的老员工普遍比较认同加班文化，而年轻员工在注重论资排辈的职场上有时也会选择顺从。

　　赵元杉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在日本企业里，一些没有职务的普通员工下班就走，基本是定点下班，但有(较高)职位的员工不好意思走。还有一些人愿意加班，因为加班费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