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互联网行业的BAT格局形成之前，成就霸业的只有盛大。和妻子雒芊芊、弟弟陈大年创业的陈天桥的天赋与格局被公认。可惜天不作美，陈天桥伤病缠身，随之盛大公司私有化，创始人举家迁居新加坡，公司从实业公司转型为投资公司。

　　多年幕后和休养，陈天桥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因为“陈天桥雒芊芊研究院” (Tianqiao and Chrissy Chen Institute，以下简称TCCI)，研究院的目标是“通过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大脑如何感知、学习和与外界交互，促进人们的生活体验，造福全人类。”2018年TCCI发布了由discoverychannel 全球首映的一部纪录片《打开思想的大门》，记录当下脑科学的现状，展现陈天桥的意志和愿景。2019年3月，TCCI发布了研究院的第一份年报。

　　笔者曾与陈天桥及雒芊芊、陈大年多次交流。2002年在上海，芊芊开着一辆奔驰车，停车入位时天桥先下车帮忙喊位置。“天桥你为什么不自己开车？”我问。“我不会开车，也不能开车。因为我总是在思考，开车走神很危险。”天桥说。

　　近日，就TCCI的脑科学研究事业和他的生命感悟，汇众医疗(investank.com)总裁邹剑宇在北京与在旧金山湾区的陈天桥做了一次语音访谈。

　　为什么TCCI捐助加州理工学院与上海临床研究中心只是第一步？

　　陈天桥：我想介绍一下TCCI的整个计划，TCCI着力于从三个方向来推动大脑研究：

　　第一是基础研究，在细胞和分子这个层面人类大脑运作的机理。

　　第二是临床研究，主要是关于基础研究如何在解决人类的三大类脑疾病(精神性疾病，退行性疾病和其他大脑生理性疾病)的问题带来帮助。TCCI并不研究新药，TCCI是帮助研究新药的企业如何能够应用核心和基础研究的成果。

　　第三是大脑开发，简单来说就是如何利用我们基础研究的成果，来推进新一次的产业革命。

　　在基础研究方面，我们创立了加州理工学院TCCI。这是在加州理工学院设立的全校范围内唯一的脑科学研究院。考虑到中国的基础研究离美国还有一段距离，TCCI在上海创立了临床研究转化中心，与华山医院和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达成合作，专注于解决临床转化问题。相比美国，中国的优势人口多，样本多，医生临床经验丰富，政策环境也相对宽松。

　　谈到大脑开发在产业方面的应用，我们就要谈一下最近一次的产业革命，我们都知道它来源于信息科技的突破，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其实还在啃老本，就像往池塘里面丢一颗石头进去，一层层涟漪出来，看着越来越大，把我们所有产业都圈住了，但是动力其实越来越小。现在的问题是：下一个石头在哪里？我们认为下次产业革命的突破在于认知科学的突破。

　　我们人类科技的发展，归其本质，是为了不断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欲望和需求，这种欲望和需求本质上是人的一种感受和认知。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发现自己并没有比一百年前的人真正快乐多少，可见向外寻求，或者说通过改变外界来满足和讨好自己的大脑，并不是解决幸福和快乐的终极之道。所以为了能够有更大的突破，我们要么把人类的感知赋予外界，让他能够更懂我们，更理解我们的需求，这就是人工智能，物联网，自动驾驶汽车，机器人，虚拟现实等热潮的根本；要么就是根本上了解欲望的本质，揭开大脑这个黑盒子，理解人类感知、决策的过程，让科技真正从讨好大脑，欺骗大脑到破解大脑。无论哪种方式，都需要我们在认知科学上能有根本突破。

　　所以我们有太多可以做的地方，不是么？因为我们还年轻，我经常问“真正的慈善家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一个真正的慈善家是像一个企业家一样的来做慈善，把自己最宝贵的时间而不是资本给贡献出来，要不然仅仅是一个捐赠家。上周黑石基金的全球主席苏世民在我家喝茶。72岁的苏老爷子，业务繁忙，他说他在清华大学的苏世民学院要占他30%-40%的时间，到现在为止四百位的苏世明学者，每一个他都亲自面试。

　　我们也想向他学习，单单通过合作来实现我们的三大目标，我们是不满足的。

　　所以从今年开始我们要真正的直接把钱和资源打通到人这个层面。我们要跳过合作学院，和科学家直接沟通。

　　TCCI博士后项目面对的年轻人

　　陈天桥：要做到这一步我们就必须不断地接触更多的科学家，2018年几乎全世界所有最重要的神经科学的会议都是TCCI赞助的，我们还专门拍了《打开思想的大门》的纪录片，主题就是告诉大家：年轻科学家是推动基础研究的最重要力量。

　　从设立之初，TCCI就曾经想过培养未来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如未来企业家，未来的教育家，政治家什么的。但是最终决定我们还是应该培养未来的科学领袖，它既包括像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人类勇敢探索未知的领域；也包括大学的校长，还包括未来高端科技企业的CEO和创始人。

　　我认为我们世界的前进是波浪式的。每一波的原始推动力一定是在科学家，然后企业家帮助把科学发现落地和应用，政治家帮助平衡公平和效率。比如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都是利用现有的信息技术重新组合一种商业模式来满足人的需求，但是如果真正来一场技术革命，所有的企业全部都要重新洗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所以我们必须寻找下一个科技的突破口，下一个科技的未来领袖，在2018年TCCI花了一整年时间对23所顶级大学，包括哈佛、斯坦福、MIT等，做了一个完整的调研，所有的大学都很认真地完成了我们的问卷调查，有的学校多达五十几页。我们还同时访谈了20位顶级的教授，最后完成了一本关于年轻科学家现状的白皮书：年轻科学家遇到什么问题？该怎么做？未来的前途在哪里？什么是他们最需要的？所有这些工作都导向我们即将推出的Tianqiao and Chrissy Chen post-doc program(TCCI博士后项目)，我们会给它取一个更酷的名字，培养世界性的下一代科学领袖需要一个酷一点的名字。

　　和之前的合作学院相比，这将是TCCI真正自己来运营的一个项目，我最终希望它能成长为一个学院，一个专注于研究“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学院。神经科学家只是一个基础。未来还会有哲学家、会有神学家、社会学家、会有心理学家。我们为此在圣何塞买了一个两百亩地的一个校园作为研究基地。

　　所有现在的大学校长最关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跨学科之间的合作。是因为科学家一旦沉进去项目，他就专心研究不抬头看了，所以怎么样跨学科合作，是校长们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整个科学界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第二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让年轻科学家能够拿到钱。现在年轻科学家很难拿到钱。因为无论政府拨款，或者慈善家的捐款，为了安全起见，总会优先拨给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样功成名就的科学家。因为项目输了，政府是要负责任的，中国其实也存在这个问题。对于慈善家来说，也会选择把捐款放给已经被证明成功的人，比如交给研究某个病的最著名的科学家。

　　因此年轻科学家没有管道拿到让他们自由支配研究的钱。他们主要依赖于PI的资金支持，但是每笔钱都有明确的项目，年轻科学家需要的是自由研究的经费。

　　邹剑宇：TCCI确定了合作的年轻科学家有多少人了？

　　陈天桥：今年正式启动。希望最终做到一年300到400个人。

　　邹剑宇：TCCI现在敞开大门，给全球所有的年轻科学家来参与这个项目。这个方案和加州理工研究中心和上海临床转化中心的年轻人项目之间是什么关系？

　　陈天桥：没有直接关系。我们跟华山医院、跟加州理工是合作关系，我们在董事会层面来参与管理。但是这个博士后项目则由TCCI直接运营，直接运营项目和合作项目之间肯定会有重合或者互补的部分，但本质上它们来自于不同的管道和方式。

　　邹剑宇：这个项目投入的资源和日常的工作计划是明确的，那么未来在有研究成果、成为一个商业项目的时候，关于所有权和利益分配有什么样的方案？

　　陈天桥：我们没有放很多的心思在这一块上。如果希望赚钱，一定会有更好的方式，我们现在是全身心考虑怎么样让这批年轻科学家真正为社会有贡献。当然如果他们真的有革命性的突破，我们肯定也会近水楼台先得月。

　　我们(盛大)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风险投资的平台。作为基石LP，我们计划投资40个基于科技的早期基金。现在已经投了12个，2019年要投到40个，每个基金平均有1亿美金的规模。因此我们可以撬动40亿美金，来支持这些研究成果商业化的转化。

　　邹剑宇：今年若招收年轻学者，你也会挨个自己面试吗？

　　陈天桥：当然，这是一定的。我们有一个学术委员会，他们来研究候选人的学术水平和能力，这个我们不懂也不参加。他们选择的人最终是由我和芊芊来拍板。我们面试的范围比学术要更广一点，包括他们从事的技术在未来应用层面会对社会有多大的影响力？这个人有否有领导力？这个人的合作意识是不是强？等等，我们会有一系列指标来完成面试。

　　你如何关注大脑和生命？

　　邹剑宇：你把盛大退市是你身体有了疾病。疾病与你改变事业轨迹，体验自己生命是什么关系？

　　陈天桥：疾病给了我一个Stop Sign(停止信号)。你看中国多的交警和红绿灯；美国没有那么多交警，很多地方也没有红绿灯，但会在路口放一个红红的牌子上面有Stop Sign的标志，所有开车的人看到，不管有没有人都必须停两秒。

　　我们的人生就像在开车。开得习惯了以后，经常会忘记了自己的目的地，每天赚钱，每个季度要给季报，下个季度的增长在哪里？自己在富豪榜排名是否更前面了？这些是不是人生的目的地？我们需要一个stop sign停两秒，让你回到开车这件事情上来。疾病就是我的Stop Sign，这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人生。

　　邹剑宇：你是这个时候开始关注脑科学这个领域？

　　陈天桥：是啊，从2013年开始准备到2014年把盛大集团退市，我和芊芊就开始思考人生的Next Chapter(下一个章节)到底在哪里？

　　一种是回到中国接着做。我们下市后有一家大型PE公司专门飞过来新加坡说服我在中国重新上市。他说一上市你一定又变成首富了，因为那时候游戏业务在国内可能拿到一百倍溢价，盛大的利润有几十亿，而且下市后百分之百都是我们自己的，没有任何负债。但是我问她“我31岁就做过首富，为什么到40岁还要重复这个人生？”

　　接下来的选择自然就是：如果不想再竞争财富，就应该考虑如何为社会做些贡献。而做慈善又有很多种，有的人说我帮助贫穷，有人说我要做教育，这些都特别棒，但是我们最终真正的思考下来，觉得要对全社会，整个人类有根本的推动，就像我刚才说的，还是要靠科学。帮助疾病或者帮助教育，你能够对一个人群有帮助，但是每个人都有大脑，每个人都会变老，每个人都可能会有精神性的问题，所以我们觉得抓住脑科学研究就是抓住了未来发展的牛鼻子。

　　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个佛教徒，我对什么是世界的真相充满好奇，我有很严重的恐慌症，本身是一个病人，但是当你吃了一片药后你就可以没有恐惧了。“我到底是个机器人，还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一个人”这些问题都会让我着迷。

　　因为佛教不断地讲人生是苦，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就想专注解决苦的问题，比方说疼痛，但是研究后发现大脑才是决定你痛不痛的根本，很多人在打仗的时候手掉了并不觉得痛；而很多人手被切除以后还能觉得手指头很痛，痛苦，其实包括快乐，实际上都是自己的大脑所造。

　　所以各条路线不断地汇总，你就会发现脑科学研究是一个太有趣的方向。在我们这个年纪有这个财富，而且能投入这么重要的领域，我们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早投30年我们的钱会浪费，晚投10年我们未必有这么大的贡献，因为我们认为就在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脑科学可能产生革命性的发现和突破。

　　邹剑宇：你现在说十年可能有突破，你有明确的期待吗？

　　陈天桥：对人和对大脑的了解是无止境的，我说的突破指的是阶段性的突破。

　　举个例子来说：你的记忆到底是什么？记忆的机理是什么？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如果记忆的机理能有突破性发现的话，可能整个教育产业就完全改写了。

　　再如果说我能够了解大脑是怎么样感知这个世界的，我就可以手动操作和影响你的大脑，帮助你的大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像而不需要一个笨重的头盔，比方说梦吧，如果能理解了解梦是怎么产生的，进而控制梦境，我觉得现在的娱乐产业就要终结了。

　　再看我们人到底是怎么样决策的？恐惧哪里来，贪婪那里来，理性是什么？决策机理是什么？如果都明白，那投资决策过程完全改变了，真正的人工智能可能就诞生了。

　　如果人可以用大脑直接和周边沟通，包括机器人，汽车，甚至你的房子，可以直接控制周围的所有东西，那整个现代制造业可能就改变了。

　　假设我能Read your mind(读懂你的思维)，现在有的很实验室项目已经可以达到这一点，甚至未来可以控制你的大脑，连战争都不用了，还打什么仗？

　　你能够想到的未来人类的最超常的科技预言，和大脑相关的都可以列在前几位。我不能预言我说的这些东西，哪一个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就会有突破，但是一定会有一个有突破。你只要突破一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信息技术的作用可能还要大。当然这里面有大量的伦理问题需要讨论，而且这也并非是TCCI设立的初衷。

　　邹剑宇：提到Stop Sign，你现在会开车吗？

　　陈天桥：不会。我就等着自动驾驶了，不用人来关心。

　　思维存储或许是可行的

　　邹剑宇：从脑科学的发展角度来说，你觉得大脑或者是思维存储这件事情可行吗？如果可能的话你会把自己的记忆存储下来吗？

　　陈天桥：理论上任何目标在科学上都不是没有可能的，只是时间问题。佛教徒也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就是所谓的无常。所以理论上人必须死亡这点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找到一个办法，把人的思维存储下来，可能是一种方法。但是仅仅存储记忆有什么意义呢？就像硬盘并非电脑本身，还有操作系统。其实从终极哲学意义上来说，哪怕做到了复制你的操作系统这一步，就真的像很多人追求的这样能得到永生么？哪怕是，我觉得也应该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但这不是我努力的方向，也不是TCCI专注的目标。

　　邹剑宇：什么是更好的方案？

　　陈天桥：有很多，我们下次找机会再跟你再聊，这个聊起来就没底了。

　　作者：邹剑宇汇众医疗investank.com总裁

　　(本文获得陈天桥先生授权刊登，文章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