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这是红黄蓝创始人兼CEO史燕来对过去一年的总结。自2017年底“虐童事件”以来，红黄蓝一直在走下坡路。日前公布的2018年年报显示，红黄蓝净收入为1.565亿美元，较2017年的1.408亿美元微增；净利润亏损180万美元，同比下滑494%。

　　作为一家核心资产为盈利性幼儿园的上市公司，在国内发展受制、国外投资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况下，红黄蓝的“业绩顶”已经出现，亏损180万美元可能远不是最差的年报。

　　国内增长受制

　　毫无疑问，红黄蓝国内用户增长的天花板已经非常明显了。

　　事情追溯到2018年11月，多起幼儿园虐童事件发生之后，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到民办幼儿园一律不准上市。同时，要遏制过度逐利行为，社会资本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受托经营、加盟连锁、利用可变利益实体、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举办的幼儿园、非营利性幼儿园。

　　而后印发一系列的文件，均贯彻了这一思想：大力发展公办园，加快发展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随着目前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限时提速，政策力度远超市场预期，民办幼儿园营利性占比及盈利能力将受到抑制。

　　由于政策风向转变，大大限制了营利性幼儿园的发展空间。对于红黄蓝100%收入来源于幼教的营利性幼儿园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利空消息。

　　多鲸资本创始合伙人姚玉飞对媒体表示，在“史上最严”学前新政出台后，将民办幼儿园资本化之路封死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资本市场，幼儿园经营这块的发展潜力不大了。

　　红黄蓝增长潜力受限也在业绩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从目前的营业构成来看，直营幼儿园及加盟业务依然是红黄蓝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是天花板已经非常明显，相较于直营幼儿园2014年-2017年平均20%-30%的复合增长率，红黄蓝2018年在园学生人数为23627人，仅增长8.96%。

　　疲软的用户增长直接拖累了业绩。截至2018年底，红黄蓝营收同比增长7%，净利润同比下降494%；收入成本为1.3亿美元，同比增长10%，成本增加的原因是员工薪酬增加、业务扩张等因素。这就意味着，随着各方面成本增加，如果学生收费按照规定要求变成“普惠”的话，幼儿园的利润空间将大幅缩窄。

　　由于看到了公司内部危机，史燕来表示，红黄蓝采取了多种方式扩大产品和服务范围，以便能够提供更全面的早期儿童教育服务，以便实现多元化长期增长。

　　新加坡市场运营难度大

　　既然国内市场走不通，红黄蓝将目光放在了海外市场，并在今年2月发布公告，称将以约合1.25亿人民币的价格现金收购一家新加坡私立儿童教育集团70%的股份，并即将从“RYB Education”更名为“GEH Education”

　　史燕来表示，此次收购的目的是扩张自身的品牌、服务，推向更多消费者以及更广的服务范围，并增强公司在中国儿童早教市场的竞争力。收购之后，新加坡、北京两地公司将在国际化双语课程、教育管理上展开更多合作。

　　事实上，红黄蓝将“出海第一站”放在新加坡，也是看中了当地政策支持。2017年新加坡政府制定战略，学前教育作为重点发展项目被提上日程。未来新加坡政府将会进一步增加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学额、加强对于学前教师的培训、全面提升新加坡学前教育的整体素质，为孩子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但是，目前公司的财务状况捉襟见肘，布局新加坡需要大笔的投入，这将让公司原本不宽裕的现金流雪上加霜。公司目前资产负债率为47%，相对比较健康。但是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总额约为6.7亿人民币，在业绩见顶的情况下，公司自有资金很难支撑新加坡项目的扩张。

　　如果通过外部渠道募集资金，会加剧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在国内“稳杠杆”的大环境下，逆势加杠杆将遇到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除此之外，想要在新加坡开办幼儿园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新加坡当地政府监管十分严格，开办幼儿园除了取得政府颁发的营业执照外，必须遵守政府规定的师生人数比例、卫生防疫、安全逃生等基本的硬件要求；每位教师必须持新加坡幼教资格上岗；与此同时，在新加坡当地，无论是公立与私立幼儿园，还是私立幼儿园之间的生源竞争已经颇为激烈，差异化办学明显。

　　基于新加坡当地严格的监管体系，很难想象一家拥有虐童前科的民办幼儿园会赢得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