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央行行长易纲接受几家央媒采访，系统阐释货币政策张弛之道，以及进一步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热点问题。新年伊始，央行行长以这种方式跟市场沟通，此前并不多见。这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今年实体经济可能遭遇的压力。

　　这种沟通是否有效取决于很多因素。不过央行行长易纲实话实说的风格，应该更容易得到市场的共鸣。在分析当前供需两端面对的现实时，他承认，“从实体经济需求端看，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因素影响，有效的融资需求有所下降。从金融机构资金供给端看，银行的风险偏好下降，自身还受到资本、流动性、利率等多重约束。”

　　我们理解易纲行长的意思，首先是要尊重市场的选择。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预期不明朗。在若干领域，很多企业虽然基本面还不错，但也打定主意收缩战线，现金为王，加杠杆扩张的欲望没那么强烈。对这些企业，银行有钱恐怕也很难放出去。另外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特别是小微企业，四处求告筹钱救急，但如果按照银行资金成本、风控标准和激励机制，它根本没有动力也没有理由借钱给这些企业。

　　这就是市场的反馈机制。如果不承认这样的现实，我们很难对症下药。我们总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从2003年那一轮调控说到了现在。同一时期，伴随金融改革的深化，中国金融体系从市场分层、市场结构和主体都有太多改变。客观而论，为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梗阻，这些年从宏观到微观出台的政策也不少，特别是针对金融机构的有关政策可谓相当严厉，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反而成为愈加显性的问题，似乎已形成难以破解的怪圈。

　　据此，我们也许更容易理解易纲行长开出的药方。他说：“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关键是要建立对银行的激励机制，主动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而不是用下指标、派任务的行政办法。”梳理央行的对策思路，一方面，是用“胡萝卜”和“棒棒糖”激励银行积极放贷。这包括推进银行发永续债补充资本金、通过降准、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等方式增强其流动性，提高部分监管指标容忍度等方式有限度地为银行松绑——“紧箍咒”不用念的那么急。另一方面，则要财政政策发力，通过减税降负，让企业有能力积极作为，把握新机会。这就是易纲所说的“几家抬”的核心意思。

　　回顾过往，各级部门没有少用下指标、派任务的做法。不能说这种做法完全无效，症结在于，这并没有改变市场的反馈机制，金融机构的动作难免在现实中扭曲变形。比如说，审计署就曾披露，有银行将发放给其他企事业单位的贷款按照小微企业贷款统计，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想来原因无他，不就是有那个指标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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