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人、工厂领导、政府官员、红筹公司掌舵人，再到投资人，40多年，他的身份经历了多重转变。他曾是最早参与到中国资本市场建设的“开荒牛”中的一员，只为了帮助更多创业者收获成功的喜悦，在中国股权投资行业一晃沉浮了近20载。

　　他就是源星资本董事长、管理合伙人卓福民。时至今日，他仍坚持在投资第一线工作，这位中国股权投资行业的“常青树”、“投资老兵”，闲暇时喜欢画画、摄影，在艺术中体会创业者的孤独，也在跟创业者打交道过程中与时俱进、更新自我。

　　仍在坚持前进的卓福民，在上海环贸广场的办公室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时直言，“退休”这两个字短期内仍不在他的计划内。现在他需要做的，就是打满鸡血，发现更多优质的原创技术项目，用资金和经验，帮助这些创业者登上高峰。

　　“别无选择”

　　与创投结缘

　　1987年，由于在基层表现突出，卓福民被调往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开启了他今后职业生涯的新篇章。

　　在那段工作经历中，卓福民担任上海市体改办企业处处长，参与了早期上海多家股份制企业改制方案和证券市场基础制度的起草和制定。

　　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在此之前，他与同仁们早已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成立一年后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只有7家，股金总额为2.48亿元，公开上市的股票8000多万元，拥有个人股东仅5万多名。然而在那段时间里，许多规章都是边做边建的状态。

　　1992年，在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的带领下，包括卓福民在内的18人在深圳的银湖度假村内“闭关”一个多月，起草了中国第一部“证券交易所暂行规定”。

　　也是1992年，卓福民作为政府代表，跟随一家发行B股的企业到欧美参加路演活动。当时正值纽约证券交易所成立200周年的庆祝活动，看到交易大厅内挂满的条幅和海报，卓福民内心无比感慨。

　　那时候股份制“姓社姓资”的问题仍未解决，许多企业并不敢贸贸然上市，国内对于什么是股票仍处于学习和普及阶段。作为最早接触的一份子，卓福民常常需要出现在各种相关股份制改革的培训班里进行普及工作。

　　尽管一些公司的股票都已上市，然而直到1992年，中国还没有“公司法”，甚至连地方性的公司法规、规章都没有。卓福民受命负责起草上海市“有限责任公司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后以市长令的方式发布。当时的国家体改委在上海和深圳两个公司条例的基础上，制订了全国性的两个公司条例。1993年全国人大才正式批准颁布了《公司法》。

　　“当时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多都是一边做、一边建，先做了再说，规章、法律、法规后面再研究补上，现在想起来是挺笑话的。”回忆起最初的那段时光，卓福民有些忍俊不禁。

　　“我没有像你们这代人这么幸福，很多东西可以自己选择，我并没有选择。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上实控股“)实际上是上海市政府在海外的最大的窗口公司，为了要利用好海外资本市场为上海经济服务，我被外派到香港工作。”1995年至2002年6月间，卓福民参与组织了上实控股在香港上市，并担任上实控股董事总经理、CEO、副董事长，主导了公司的一系列投资并购交易，代表案例包括上海家化、光明乳业、联华超市、中芯国际、青春宝药业、汇众汽车、大通物流等。

　　期间的1998年，他经高盛、摩根大通的引荐赴硅谷考察。同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成思危提交了风险投资“一号提案”，拉开了中国创投行业的序幕。可以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卓福民与股权投资行业结缘，在当时国内没有规则可以遵循的情况下，他推动公司内部成立团队，以类VC的方式、按照创投基金的决策流程进行对外投资。

　　1999年，“盛基基金”正式成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这支基金投资了10余个项目，其中包括现在鼎鼎有名的携程和微创医疗。

　　自主决定投身创投业

　　2002年，卓福民离开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加入了新加坡淡马锡集团旗下的祥峰投资基金，组建了祥峰中国投资公司，担任董事长和CEO。用卓福民的话说，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自主作出的决定，选择离开体制自己创业。

　　“从工人、工厂领导、政府官员到红筹公司掌舵人，我之前的经历已经很丰富了。当时出来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的人生如果要更有价值，就要帮助更多创业者走向成功。”那时候的卓福民，已经隐约看到了中国即将有一批企业要成长起来，在他看来，资金和自己的资源和经验，将有可能帮助这些创业者走得更好。

　　而在祥峰中国期间，卓福民错失百度，让他至今深感遗憾。他回忆当时看百度这个项目时的情景，团队对互联网的理解比较浅薄，仍围绕着比较传统的观念去看待估值。“回忆起来，类似的项目我们还错过了很多，尽管也有很多客观因素，但更多的还是自己的主观问题，基于某些局限性导致判断上没有看清楚。做创投的人，最大的失败就在于好的项目没有把握住。”

　　三年之后，卓福民决定离开祥峰，自立门户。事实上，在之后的15年间，他曾创立了科星基金，与寰慧资本合并组建了纪源资本，并于2016年将纪源资本的人民币基金分拆成独立的源星资本。

　　截至目前，源星资本管理5支人民币基金和1支美元基金，投资主要关注健康医疗、智能技术+、消费升级、TMT等，投资阶段涵盖早期、扩张期和成熟期。

　　在卓福民看来，自己的创投行业从业史，也跟随着整个行业的变化而变化。在祥峰的三年，卓福民将自己的身份转型为职业经理人。在自己出来单干后，先做了几期美元基金。到了2011年，国内私募股权市场人民币基金的募资量和规模首次超过了美元基金，同年他组建了纪源资本内部首支人民币基金。

　　2016年，卓福民感到人民币基金在国内市场未来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因此需要将人民币基金与美元基金做适当脱钩，从而促成了源星资本的诞生。近年来，源星资本已经在新科技领域进行了多个项目投资，如联影医疗影像装备、迈瑞医疗器械、联新移动医疗、天智航手术机器人、亮风台AR、深之蓝水下无人机、云洲智能无人船等。

　　“观宏察微”

　　与“守正出奇”

　　“观宏察微”四个字，是卓福民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总结出来的投资心得。回顾自己的投资生涯，卓福民直言，自己见过太多起起伏伏、也经历过数次大的周期考验。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时任上实控股CEO的卓福民经历的第一次寒冬，立身于33家恒生指数成份股蓝筹之列的上实控股股价从60多港元短短两月跌到了9港元多。2000年从美国蔓延至国内的互联网泡沫危机爆发，再到2008年席卷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等等。数次的寒冬遭遇，让卓福民练就了一身“过冬”的好本领。

　　简单来说，他认为，在面对资本寒冬前，创业者需要“多储粮食”、提前尽快融资。比如当年的携程和微创医疗，卓福民坦言，正是在互联网泡沫到来之前先获得了融资，才度过了那个严峻的时期。

　　“我们再融资的时点是在互联网泡沫到来之前，如果当下正处于互联网泡沫破灭时，我们也没那么聪明，不敢去投资。”卓福民回忆说，2000年左右，他们感觉到市场突然风声很紧，出资人也变得比较谨慎。“回想起来，泡沫来临前的那一轮融资很重要，但终究还是公司基本面好、管理层比较强，作为VC可能就是在战略考虑和大势判断上对他们有帮助。所以在早期投资，最重要的还是看团队、看人。”

　　他认为，无论是创投机构还是创业者，必须要对宏观的经济形势和行业研究与微观的业态发展和企业转型均做到了然于胸。在他看来，如果不了解宏观面，一旦有新政策下来，行业有可能会迅速从新兴产业成为产能过剩行业，因此必须要观察未来趋势和政策导向。

　　“在给创业者做培训的时候，我经常会问他们看不看新闻联播。如果创业者对整个国家大的经济趋势一无所知的话，企业走向很容易出问题。”卓福民举例说。

　　在实践上，卓福民也将这一套逻辑发挥的淋漓尽致。从业至今，卓福民已经先后投资了21家上市公司，最近的一家正是迈瑞医疗。事实上，一直关注迈瑞医疗成长的卓福民，敏锐地觉察到这家刚刚私有化的中概股潜力无限，核心技术壁垒和行业研发并购的双重优势，让迈瑞医疗从2015年9亿利润迅速增长到2017年近26亿的净利润，成熟期的企业具备如此标志性的数据指标让卓福民下定决心投资入局。

　　“在我看来，投资最重要的不是回报，而是投资的企业对人类的生活会产生的影响，以及创造出来的新技术。”卓福民说。

　　在投资策略上，卓福民用“守正出奇”四个字概括。他认为，对于一个基金来说，守正是最根本的，要保证LP投资的每一支基金都是赚钱的；而在保证良好回报的前提下，要去投资那些值得冒险原创技术的项目，也就是出奇。

　　股权投资新时代来临

　　到了现在，卓福民认为，中国的私募股权市场已经进入新时代。在这个环境下，整个行业更加注重基金的生态发展，涵盖了天使、早期、扩张期、成熟期、并购等多个阶段。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9月，在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数量为24255家，已备案基金74337支，管理基金规模12.8万亿元，从业人员达到24.61万人。但卓福民指出，规模超过100亿以上的只有200多家，平均每家管理人的资金没有超过6亿。“这意味着未来行业会走向规模化和集中化，向头部机构集中。”

　　卓福民认为，未来股权投资会向“四化”发展：专业化，团队管理上，专业化地聚焦于某行业，如健康医疗、人工智能等；规模化，要有相当的管理资金规模；全产业链化，从早期到扩张期到Pre-IPO到并购都要去参与；多元化，多个行业领域投资，甚至跨界融合。

　　科创板、注册制试点的提出，在卓福民眼里，是整个行业的巨大机遇。中国资本市场是有短板的，服务科技创新是一个最大的难关，卓福民从三个维度来解释这个问题。

　　首先，结构的维度。美国的十大市值公司，从2007年的美孚石油和通用电气排名前二，到2018年10月份换成了新经济的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脸书、强生，很多传统经济的企业退出了排名，当年十大市值公司只有4家还留在2018年10月的排名中。而中国截至2018年10月份，A股最大市值的上市公司依次是：工商银行、中国石油、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平安、中国银行、中国石化、招商银行、贵州茅台、中国人寿。他认为，股票市场必须是反映国家经济的“晴雨表”，但中国股市是羊群效应、忽上忽下的“情绪表”，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企业并没有在A股上市。再从全球的情况来看，2007年全球十大市值公司，中国那时候有4家公司进入排名：中国石油、中国移动、工商银行、中国石化。2018年全球十大市值公司，跟中国相关的两家，是阿里巴巴(排名第8)和腾讯(曾一度排名第10)，2007年排名上的几家都没有进入今年排名。卓福民做了一个统计，美国的标准普尔和纳斯达克指数，新经济是平均占比三分之一，它对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70%；中国市值大的都是银行，银行股实际上市盈率是非常低的，对指数没有太多的撬动的作用，这就是中国在经济结构上最大的问题。

　　支持创新企业，优先利用资本市场，卓福民认为是有道理的：“资本市场必须完全反映和引导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过去的十年，因为我们现行制度的束缚，由于还没有盈利，A股不允许同股不同权等因素，一大批新经济企业无法在国内上市，全部跑到海外去了。现在又给了我们一次机会，通过支持创新企业来改变资本市场的结构。”

　　其次，从资本的维度来看，可以看到中国私募基金跟美国私募基金的差距。数据显示，中国私募基金在中基协备案是12万亿人民币，美国是12万亿美元。卓福民分析说，中国2017年底私募基金总量是11万亿人民币，按照2017年的GDP总量82万亿人民币计算，私募基金总量占GDP的13.42%；美国的情况是12万亿美元的私募基金总量和GDP总量19万亿美元之比：64.46%。按照这个结构来看，卓福民认为私募基金并非过剩，创新驱动战略的空间还很大。

　　第三，政策的维度。在卓福民看来，中央最近的政策，包括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也表示，从全球资产配置来讲，中国正在成为最有投资价值的市场，上市公司质量正在改善，估值处于历史低位，“一行两会”也全部发声了。尽管现在还在震荡，但是底部正在形成当中。

　　外界当下普遍关注的“募资难”、“至暗时刻”等问题，在经历了诸多风风雨雨的卓福民面前，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他直言，整个VC(风险投资)/PE(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并不存在所谓的至暗时刻。就算当下是至暗时刻，也意味着黑夜过去后黎明即将到来，这时候更应该要积极做好本分工作。

　　股神巴菲特说过，“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卓福民也认为，做投资就是要与众不同，要找到机会，成为少数人。

　　“我认为，春天的讯息已经到了，行业应该要看清楚未来的黄金股权投资趋势。”卓福民说，现在自己的工作节奏比之前快了很多，因为发现了更多的机会，包括并购基金的机会、原创技术涌现、一级市场估值下调、行业泡沫减退等，都是一个趋于理性的过程，对行业来说都是好事情。“现在就要行动，少睡觉多干活，要打鸡血去工作。”说到这里，卓福民特别神采奕奕。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