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4日，我作为杭州市代表团的一员，跟随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率领的杭州市代表团，从杭州直飞香港，开启了主题为“新时代、新合作、新发展——魅力杭州”的港澳推介行程。代表团的第一站就是下午拜会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FC)行政总裁欧达礼太平绅士。

　　欧达礼先生及其助手高小真(高级总监、内地事务主管)等人热情接待了我们。据说，这是香港证监会第一次接待内地地方政府高官拜访。在听完周书记关于杭州及杭州希望利用香港资本市场加快发展的全面介绍及我的补充说明后，欧达礼先生对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情况及有关改革作了详细介绍。其中，特别介绍了港交所沪港通、深港通以及创新型科技公司与生物医药公司IPO 的制度创新，对港交所的改革予以充分肯定。听到欧达礼先生对港交所改革如此评价，我很为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感到高兴！

　　今年7月，我为了杭州市首个“国际日”仪式上“杭州市政府与香港交易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一事，专程到香港拜会了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集团行政总裁李小加先生。虽在中国证监会工作近20年，但我与小加没打过交道，彼此不认识，为了获得他及港交所的支持，我专门请了我的老领导、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姜洋致电给他。经过姜主席的沟通，他同意安排会见并原则上接受与杭州这样的副省级城市签约。出于顺利沟通的考虑，我做足了“功课”，把小加从2010年上任港交所行政总裁以来的主要“业绩”进行了了解和梳理：2012年收购全球最大的金属定价中心伦敦金属交易所(LME)，2013年成立场外结算公司，2014年推出“沪港通”，2016年推出“深港通”，2017年推出“债券通”，2018年修改上市规则，支持创新型公司和生物医药公司IPO。他被誉为在任上推出港交所史上最重要与最多项改革的行政总裁。小加积极致力于寻求全方位强化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的角色，大力推动香港上市体制的改革与发展，维持香港的竞争力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了解到小加8年来为港交所所做的一切，我心生敬意，也对与他成功会谈充满了信心。

　　7月12日，他带着他的助手毛志荣(内地业务发展主管董事总经理)等如期相见。因为我的挂职身份，我们从证监会聊到杭州，从监管聊到地方资本市场发展，谈得十分开心，对下一步的双方合作也充满期待。9月5日，“2018杭州国际日”在萧山国博中心隆重举行，“促合作创新，建世界名城”成为共识。在会上，我代表杭州市人民政府，毛志荣总经理代表港交所共同签字。

　　回想着上次面见小加的情景，回味着欧达礼对港交所的评价，我更深切地感到有必要深入了解小加其人其事。

　　为了躲避超强台风“山竹”，我准备提前离港返杭。还抓紧时间去了湾仔“三联书店”，一进门就看到小加著的《互联互通的金融大时代》一书。我如获至宝，立即买了一本。以前对小加的改革只是“知其然”，读完这本书后“知其所以然”了。

　　针对香港是否会被边缘化，今天的香港机遇在哪儿？他认为“香港今天面对的最大机遇是中国资本、金融及商品市场开放的提速。随着中国开始由资本进口国转型为资本出口国，香港需要从中国离岸集资中心这个传统角色，加速转型成为一个能够提供全方位股本、定息、货币及商品产品的综合型国际金融中心。在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面前，我们不仅有责任而且有能力确保香港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站。”他说他揣着一个新的远大梦想，就是连接世界与中国、重塑全球市场格局。在香港建设一个巨大的境外人民币生态圈，努力使香港发展成中国的离岸财富管理中心。香港的最大价值在于它可以利用“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缓冲两边市场的差异，连接世界与中国。香港的开放市场、法治环境、与国际接轨的监管制度和市场体系、专业人才和中英双语环境，在今天和未来仍然是中国非常宝贵的“软实力”，它们是成就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需要经过几代人的积累与努力才能达成。小加的深度思考和简明阐述，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上述难题，缓解消除了很多港人的担心。

　　为什么要携手沪深交易所，推出沪港通、深港通？他的回答是：通过互联互通交易机制的创新来改善香港的市场结构。沪港通和深港通采用的互联互通模式，通过交易总量过境、结算净量过境的独特交易机制创新，让两地市场可以在充分保留各自市场监管规则、市场结构和交易习惯的前提下实现完全市场化的交易互联互通，以最小的制度成本为内地资本市场取得最大效果的开放，也丰富了香港的流动性，大大提升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吸引力。

　　为什么要推出《上市规则》的细化改革？他也作了肯定回答。就是通过上市机制的改革来支持创新公司的融资。因为创新型公司与传统公司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取得成功的关键不是靠资本、资产或政策，而是靠创始人独特的梦想和远见。回顾这些创新型公司的成长史，不难发现，每一个伟大的商业计划最初都起源于创始人一个伟大的梦想。苹果公司的成功起源于乔布斯发明一台改变世界的个人电脑的梦想，Facebook的成功源于扎克·伯格希望以互联网改变人们交流方式的梦想，谷歌的成功源于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想要通过链接把整个互联网载下来的梦想。这些创始人的伟大梦想和创意成就了创新型公司，也成为了他们最重要的核心资产。创新型公司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创业时都没什么钱，必须向天使投资人、创投、私募基金等融资来实现自己的梦想，这就使得他们在公司中的股权不断被稀释，一旦公司上市，他们的股权进一步下降，作为公司发展方向掌舵人的地位因此面临威胁。在公司的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甚至可能会被轻易地逐出董事会。因此，为了鼓励创新，为了保护这些创新型公司的核心与持久竞争力，必须做出一些制度性的创新安排，如同股不同权，给创始股东一些特殊权利。其实这样更有利于保护公众的利益。小加认为，崇扬法治精神，捍卫程序正义，维护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与秩序，就是维护公众利益。同样，发展市场，确保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长期核心竞争力也是在保护公众利益。

　　他告诫港人，新科技和新经济已经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浪潮，它们在深刻地改变人类，在下一波新经济浪潮中，中国创新型公司将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优化盈利、股权结构等核心领域的上市标准，积极拥抱全球新经济发展大潮，是港交所的不二选择。对香港而言，丢掉一两家上市公司可能不是什么大事(2014年，港交所错失阿里巴巴上市)，但丢掉整整一代创新型科技公司就是大事，错失这一代新经济公司更是一大遗憾。

　　小加的文章轻松、诙谐，把一些复杂的金融课题用浅显的道理表述，娓娓道来。尤其一些比喻更是形象生动，让人忍俊不禁。如谈及香港交易所和香港证监会的监管分工有何不同，他用交警与刑警来形象比喻。交警与刑警都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安全，但交警的首要任务是维护交通秩序，保证道路顺畅与安全。他们的日常工作包括组织驾照考试、发放营运执照(类似上市审批)，安排车辆安全与排放年检(类似上市后的合规监管)，建设和运营交通指示和监控系统(类似市场监察)，拦截和处罚违例驾驶人员或违例车辆。对于违例者，交警可以处以警告、扣分直至吊销驾照或执照的一系列处罚。其权力来源于交通管理条例，就好比香港交易所的监管权力来源于《上市规则》。总的来说，交警只有民事执行权，一般不具备刑事执行权。刑警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社会的整体治安，他们的日常工作包括跟踪监察、搜查取证、拘捕和审查疑犯、提交刑事检控等，他们的工作重点是抓坏人，惩治犯罪。交警负责的交通安全领域只是刑警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刑警的任务也包括监督交警的工作，特殊情况下，也可直接干预交警的个案处理。他们的权力来源于刑法，就如同香港证监会权力来源于《证券及期货条例》。又如谈到过去几年的工作，小加将之比作像在翻新巩固一座“大房子”：一是加固根基，投资核心基础设施，建数据中心等；二是搭建新楼层，搭建新平台，如金砖五国交易所联盟；三是建防火墙，如大力改革香港交易所清算风险管理体系等；四是进行装修，如推出股票期权市场改革；五是欢迎八方来客，如搭建内地与国际市场的联通。

　　小加1961年出生，生在北京，长在甘肃。198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英语专业。当过油田石油工人，当过《中国日报》编辑记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博士学位后，在纽约的达维与布朗伍德律师事务所执业当过律师。当过美林证券中国区总裁，当过摩根大通中国区主席，是一位资深金融家。

　　小加说，过去几十年，香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做了三件大事：第一，转口贸易；第二，直接投资(FDI)；第三，资本市场的大发展。转口贸易给内地带来了第一桶金；FDI直接投资把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工厂；而香港资本市场的大发展，为中国内地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发展经济的宝贵资本。从1993年第一支H股青岛啤酒诞生开始，一家又一家的内地公司在香港上市，募集来自全球的资金，发展成了今天世界上最大的电讯公司、能源公司、银行和保险公司。

　　未来香港也有三件大事要做：第一，帮助内地国民财富实现全球配置；第二，帮助中外投资者在离岸管理在岸金融风险；第三，帮助中国实现商品与货币的国际定价，为内地的资金定价海外资产提供舞台。小加认为，作为香港证券与衍生品市场的营运者和监管者，香港交易所集团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紧跟时代步伐，引领和推动市场的发展。香港交易所能否做好这三件大事？他认为可以做到，只要“向市场耐心解释我们的初衷，仔细聆听市场各方的声音，敢于担当、勇于决策，尊重程序正义，凝聚市场共识，兼顾各方利益。”小加的回答是坚定的、自信的，我相信他一定会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功！(作者为浙江省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