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斜的梁柱、倒挂的椽瓦、朽坏的雕花、缺瓣的莲饰、破碎的云纹、折断的卯榫……所有这些中国古建筑的骸骨，对上海燊榕古建保护研究中心理事长秦同千来说，都是他三十多年来苦心收藏修复的珍宝。

　　早年间，他走遍江南各处山明水秀之地，经常会看到一些被拆掉的老房子。秦同千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最初出于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爱好，他有选择地收藏部分家具、雕梁画栋，“老祖宗这么好的建筑，凝聚手工匠人多少心血，怎么能想烧就烧，说拆就拆？”到后来，他投入巨资建成了绍兴、上海两个古宅群落，要让古建筑“活”起来。

　　秦同千所做的工作，也正是近年来国内兴起的古民居、古建筑保护热潮的一个缩影。

　　而由于城市化、城镇化及古民居原生环境变化和政治经济变迁等诸多原因，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湛艺术的中国传统建筑，正在逐渐消亡。面对中国传统村落、古建筑持续锐减的局面，保护古建筑已刻不容缓。

　　不过，资金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也掣肘了古建筑的保护。如何撬动商业资本，活态保护利用古建筑，一直以来都是整个行业在努力探索的主题。

　　刻不容缓的古建筑、传统村落保护

　　在日前召开的2018中国古建筑国际论坛上，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文化部原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励小捷称，传统村落和古民居是中国农耕文明的DNA，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涵养地。农村的古建筑、古祠堂，不光是物化的东西，实际上更是形成农耕文明和农村最基层的社会生活圈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

　　一个在业内广为流传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至2010年，我国自然村由363万个锐减至271万个，10年间减少了90多万个，其中包含大量传统村落。根据《中国城市报》报道，第三届中国古村镇大会提供的数据，近15年来，中国传统村落锐减近92万个，并正以每天1.6个的速度持续递减。

　　尽管自2003年至今，政府部门先后公布了6批276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4批4153个中国传统村落，制定和出台了国家级或地方性的法律法规，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保护模式。然而，古村落的抢救和保护进度，远赶不上古村落逐渐消失的速度。

　　励小捷称，在传统村落保护的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大量且迅速地消失，城镇化加快，但没有把传统村落保护放在应有的重要位置上；二是现在的中国农村特别是传统村落，空心化非常严重；三是保护资金严重不足；四是产权人依法履行保护义务的观念缺失。

　　意义重大的古建收藏保护，离不开资金的支撑。尽管三十年来依靠公司经营和个人投资，秦同千能够“任性”地花钱，但是庞大的修复团队和抢救濒危古建所需的费用，也让他感到“压力山大”。最重要的是，如何源源不断地提供可持续保护的条件？他常常来到古建仓库，面对这成千上万按照编码顺序堆砌整齐的古建零件，心里在思考有没有一种方法，既能让这些修复好的古建不再支离破碎地存于仓库中，又能让更多人看到、触摸到、感受到？

　　“想老房子活着就必须使用它，不然很容易就倒塌腐烂。”活态保护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保护古建筑的最佳方法。

　　秦同千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他也曾考虑过做一个博物馆，以公共空间的形式展示这些古建筑。但问题在于，虽然博物馆能向更多的人展示古建筑的魅力，但是却无法让人亲身体会到生活其中的点滴细节，而这只有更深入地体验才能传达老房子作为“家”的感觉。同时，作为公共场合又容易导致古建遭受人为受损，二次受伤。

　　于是，秦同千决定将这些古建筑“碎片”打造成古宅群落，让人们到古宅中起居饮食。从2008年开始，他在绍兴、上海拍到两块土地。在绍兴会稽山下的那块土地，有山有水，自然风景秀丽。而且由于位置的原因，被规划或征拆的几率不大，古宅有望在这上面，永久保存下来。从设想策划到规划设计建成，他花了整整八年时间，投入巨资建成了绍兴、上海两个“品臻园”项目，并计划通过商业运营维持古建筑的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为确保传统手工艺和古建文化的传承工作，秦同千发起并成立了上海燊榕古建保护研究中心，这是目前国内唯一的由民营企业成立的古建筑保护研究机构，旨在通过学术研究和保护实践两个层面的互相促进与提高，推广古建筑文化的研究成果并进行跨界交流。

　　除了个人探索古建筑“活态保护”之外，2016年，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也选定浙江松阳作为国内唯一一个整县推进试点县，计划首期投入资金4000万元，资助开展传统村落保护项目“拯救老屋行动”。

　　励小捷称，这一项目，坚持了农民的主体地位，促进产权人履行保护责任。因为农民是传统村落保护的主体，要尊重产权人的意愿，维护产权人的利益，这是实施项目的初衷。“我们是为农民办事，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能越俎代庖，由政府或社会组织大包大揽。”

　　他说，实施这个项目的一个重要检验标准是：农民是不是回到农村。房子修好了，环境改善了，农民自然就回来了，开始在家乡创业。这个项目不是为了修房子而修房子，简单打造建筑博物馆，传统村落应该是一个活化的载体。

　　如今，松阳已经开了420家农家乐或民宿，床位达到3700张。到2020年，预计将达到1万张床位，营收4亿元。

　　金融介入古村落保护的痛点

　　在中国人民大学不动产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况伟大看来，古建筑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正因此，公共部门的政府就应该利用法律法规，包括金融和财政的手段，进行保护和开发。

　　不过，总体来看，古建筑比如民居、故居、寺庙，其规模还是比较小，而且还比较分散，交通不是特别方便，导致古建筑的维修、开发和保护都非常困难，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和经济效益，这也是其投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

　　从古建筑的投融资风险角度来看，需求的不确定性，也使得对古建筑投融资回报出现不确定性，特别是对小型的、分散的古建筑的投融资，更加明显。

　　他认为，基于古建筑公共产品的特征，需要政府的参与，并且支持古建筑的投融资，比如设立专门的专项资金，或者是政策性银行。同时，减免税收，提供低息贷款，做政府力所能及的事情。基于需求的不确定性和投资的风险，加强古建筑市场金融监管，防止古建筑收入流向非古建筑行业，要防止古建筑的过度开发和过度商业化，降低投融资的风险。

　　由于种种原因，在古建筑保护方面，商业性金融只能做一些尝试，难度还是比较大。而从开发性金融角度来看，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更为灵活。

　　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就强调指出，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董希淼称，在古建筑保护中，社会效益远远大于经济效益，政府的扶持是非常必要的。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方面都有一些很成功的案例。比如，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导型，在政府的主导下，整合各类资源，发挥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协同发力，这将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董希淼表示，下一步，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完善金融支持古建筑保护配套的措施。其实，金融的核心就是经营风险，要推动金融资源更多地进入古建筑保护领域，无非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风险可控制，另一个就是商业可持续。

　　那么，要想做到这两点，一方面，要明确古建筑的责任主体，做到权责明确、权责分明。在金融参与古建筑服务中，既要注重保护古建筑的合法权益，做好保护跟维护，也要注重保护好金融服务提供主体的相关权益。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增强服务意识，营造良好氛围，创新管理方式，拓宽或者降低进入门槛，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尤其是民间资本，借助PPP模式、信托基金等模式，更多地进入到古建筑保护领域。

　　如今，秦同千收藏的古建筑以及所做的古建筑异地保护和改造工作，都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承认。向他询问收购古宅的人也越来越多，有些甚至开出数十倍于原价的数字，但都被他一口回绝。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这些旧房子“破烂不堪”，但对他个人来说，它们不仅包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手工艺意义上的欣赏和尊重，最难以割舍的是，它们是一个一个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