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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08-10 15:55:34 股吧网页版
浙江民营经济 怎样改变中国
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孔冰欣 编辑:东方财富网

  1980 年12月11日,19岁的温州姑娘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局鼓楼工商所领到了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当时,她没有想到,这张编号为10101的证书,“1”得恰如其分。


  2018年7月18日,纪念经叔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1918年出生的经叔平系浙江上虞人,头顶连串光环——“破冰者”“中国民营经济的形象代言人”“当代中国商业精神教父”“民生银行创始人”……


  而在去年的一次座谈会上,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任振鹤称,目前浙江民营经济占全省GDP总量的65%,贡献了全省54%的税收和80%的就业岗位。“平均每11个浙江人中就有一位老板,每33个浙江人中就拥有一家企业。”另,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上榜数(134家)连续18年蝉联全国第一。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可谓“九万里风鹏正举,四十年云鹤长鸣”,亦是浙江从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华丽转身的最大动力和依靠。


  “民”强,则“国”富。


  百舸争流,激情燃烧的岁月


  《新民周刊》记者发现,在由浙江省企业联合会、浙江省企业家协会、浙江省工业经济联合会发布的“2017浙江省百强企业”名单中,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亮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夺得状元、榜眼、探花——其中,第一名、第三名都是民企。


  已经收购了奔驰的吉利今年初很是出了把风头,大佬李书福笑容志得意满。事实上,若针对“宝马、大众成奔驰新股东”的新闻,恐怕业界反响尚不会如此剧烈;但,居然是吉利?不仅局内人吃一惊,老百姓更看不懂。


  可是,如果你足够了解李书福,就会知道,收购奔驰有迹可循。因为,他历来享受:“我干的,别人还做不了”。


  1963年,李书福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整个学生时代都是在台州度过的。他19岁就试水商海,1982年拿着父亲给的120块钱做起了照相生意,掘到第一桶金——“就是买了个小相机,骑个破自行车到处给人照相。”


  半年后,李书福正式开起了照相馆。他经常买一些零件自己组装,且鼓捣出一套“分离废弃物中贵金属”的办法;还将提取出来的金、银背到杭州出售,之后干脆关了照相馆,专做这个买卖。


  1984年,李书福和几个兄弟合伙办了黄岩县石曲冰箱配件厂,21岁的他担任厂长。一年后,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生产电冰箱。到了1989年,他的北极花电冰箱厂的年产值超过千万。


  1993年,李书福收购了浙江临海一家有生产权的国有邮政摩托车厂,率先研制成功四冲程踏板式发动机。接着又与行业老大“嘉陵”合作生产“嘉吉”牌摩托车。1994年,见摩托车生意红火,李书福拍板:我要造汽车!


  他在临海市筹建了吉利“豪情汽车工业园区”;1997年投资1400万元成立四川吉利波音汽车制造公司,并拿到了小客车、面包车的生产权;1998年8月8日,第一辆两厢“吉利豪情”车下线。2001年12月,国家经贸委发布了第七批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吉利终于获得了轿车生产资格。当年,吉利拥有了临海(豪情)、宁波(美日)和上海浦东(华普)3个汽车生产基地,完成了吉利进入汽车工业的基本战略架构。


  “我只能做实业。”李书福如是坦白。所以,其炮轰“互联网造车是圈钱行为”的言论,记者不觉意外。


  对比之下,海亮领航人冯氏姐弟的传奇,毫不逊色。


  在强手如林的浙江民企界,知名度并非很高的海亮集团,多年雄踞全省民企排行榜第二位。2016年,海亮集团全年营收达1502亿,只比阿里巴巴少80亿。


  上世纪60年代,冯家因特殊历史原因被“下放”到诸暨市湄池镇湖西村。父亲一人的微薄工资,无计维持正常的生活开销,缺衣少食是常态。而困窘、难堪的童年经历,促使冯亚丽、冯海良姐弟萌发了“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也培养了他们凡事都拼命努力的性格。


  高中毕业后,冯海良进入诸暨市供销社店口镇分社工作,1983年被提拔为供销分社经理。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农村一切加工、供销、科技等服务性事业,要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特别要支持以合作形式兴办。”政策变了,25岁的冯海良,承包了供销社属下的一个贸易公司——其实,差不多也就是个卖废铜烂铁的杂货部。不过,正是通过经营这家公司,背靠供销社倒卖铜材,冯海良完成了原始资金的积累。


  彼时,他嗅到了五金加工的商机;1989年,投资85万元创办了一家铜材厂;1992年,成立诸暨市铜业公司;1995年,公司变更为诸暨市海亮铜业有限公司。海亮,“海良”之谐音也,一个“铜材王国”诞生了。


  总舵主亦需要“自己人”的帮衬。冯海良与冯亚丽一番洽谈后,在诸暨某羽绒厂任技术和生产主任的姐姐立马辞职,全力驰援弟弟。于是,海良开疆拓土,亚丽稳定后方,公司风生水起。值得一提的是,在海亮内部,冯亚丽更为广泛的称呼是“四姨娘”(家里排行老四),那种对“女性长辈”的敬重,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浙江不少知名民营企业,相当一部分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改制”裂变而来。这些企业为时代变革之子,运势到,则万物生,且成长迅猛。冯氏姐弟的海亮如此,鲁冠球的万向如此,陈德康的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同样如此。


  上山下乡“吃过土”,回城操劳烧锅炉,忽如一夜春风来,誓与莎普爱思药业不相负。见识过内蒙古的黄沙漫漫,终回归平湖的青山绿水,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德康告诉记者:“年轻的时候,祖国号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改革开放以后,有什么新动向、新机遇,我们都要尽量捕捉到,好好谋事创业。”


  进入莎普爱思药业办公大楼的一楼大堂,很难不被那三排醒目的标语所吸引:“我们以坚韧之心,坚强面对一切,坚持做到最好。”

  现今,包括莎普爱思药业在内的浙江健康产业,规模实际已居全国各省市区前列。近几年,全省健康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2%,成为支撑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柱型产业。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浙江老百姓对健康多样化的需求更加强烈。此外,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等新形势影响下,健康养老、妇幼保健、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服务需求亦进一步增强,健康产业列为了全省重点发展的万亿产业之一。


  莎普爱思药业公告显示:其已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而根据陈德康为公司制定的战略战术,“未来公司将持续进行研发投入,加强对眼部疾病治疗的研究投入,提高新药研发能力,加大对公益事业的投入,提升公司的品牌形象。”


  机会,永远抓在有心人手里。


  富甲天下,拼搏进取的精神


  习近平曾指出,民营经济是浙江活力所在,是浙江的品牌,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佼佼者。


  那么,为什么是“浙江”?


  严格来说,“浙商”是近代才崛起的一个地域性商帮。但是,浙江自古就有经商传统。越国名臣范蠡即被后世尊称“商圣”,其总结的“商训”等篇,时人受用无穷。


  唐代以降,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南宋“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提出“义利并举”的思想,与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到了明朝,王阳明大力倡导“四民(士农工商)平等”的新观念,黄宗羲也率先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清末,“五金大王”叶澄衷是宁波商团的先驱和领袖;太平天国战乱使得以刘镛、张颂贤、庞云鏳、顾福昌四家为代表的中小商人群体变身新贵。


  19世纪,通商口岸的开放更为浙江商人提供了历史舞台。民国时期,浙江财阀是国民政府的经济基础;以虞洽卿、黄楚九、袁履登等为代表的“浙帮”叱咤魔都,对上海乃至中国工商近代化进程皆起到推动作用。


  肥沃的商业文化土壤,有利的地理位置条件,敢想、敢闯、敢拼的韧劲,团结协作的大局意识,代代无穷已的优秀人才,让浙江民营经济保持住了蓬勃的态势。

  改革开放之后,浙江商人如沐甘霖,辗转挪腾,为中国经济的欣欣向荣继续注入多元活力。作为民间资本集聚、创业冲动和冒险精神“集合体”的民营经济,在浙江这片热土上深深扎根,枝繁叶茂。从“半壁江山”到“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扩张期,再到大转型、大提升和国际化的今天,浙江民营经济“凤凰涅槃”,无论规模质量、运作机制,还是引领效应和推动作用,有目共睹、举世闻名。


  2002年12月下旬,习近平赴宁波、台州、温州考察调研。此时,正值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进入极为重要的转折期。据此,习近平强调:“形势越好,越要保持清醒头脑。浙江过去创造了体制机制的先发优势,但现在全国都这样做了,浙江的优势正在减弱,而过去存在的问题更加凸现出来。”他要求“加强教育引导;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改善服务;切实保护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加强管理监督,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加强信用建设”。一路上习近平多次鼓励民营企业进行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在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的同时,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推进产业升级和产业创新,努力建设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为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设计好了路线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这个部署包括“八八战略”在内的制度安排、要素整合和政策调整,领导制定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的若干意见》等。


  浙江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到底,民营经济掀起了又一轮发展高潮。


  近年来,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出现新的发展趋势。在企业规模上,不少企业已成为本行业的强势龙头企业,在国内已有较高知名度;在产权结构和要素组合上,已从单一投资向多形式、多层次混合持股方面发展;在发展领域上,从工业扩展到交通、旅游、金融、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在管理体制上,逐步走向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和管理方式的制度化、规范化;在科技进步上,向注重人才引进和产品深度开发方面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政府改革的推进,浙江省委、省政府在行政审批制度、商事登记制度、地方金融体制以及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方面推出了许多重大改革举措,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


  2016年3月4日下午,习近平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他表示,“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让民营企业真正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


  习近平的话,燃沸了浙江。


  2017年11月10日,浙江省委、省政府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车俊于学习贯彻十九大报告和中央25号文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背景下,又对以往浙商“四千精神”(千方百计、千言万语、千山万水、千辛万苦)进行了“改版提升”,即弘扬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兴业报国的担当精神、开放大气的合作精神、诚信守法的法治精神、追求卓越的奋斗精神。


  踏世上,高峰总要攀,汗水湿透几重衫。内有奋进之力,外有政府扶持,浙江民营经济用双脚走出生关,一子决江山。


  转型升级,永不落幕的航行


  诚然,改革开放后浙江因民营经济而兴,领一时风气之先。但如何突破传统经济发展乏力的困境,突破制约转型升级的瓶颈,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浙江民营经济以小微企业为主,存在产业层次低下、效益不高和分布散乱等问题;银企信任危机加剧融资困难,民营企业骗贷、跑路现象频发;“被淘汰”企业陷入迷茫;等等。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浙江人一直在想办法。


  首先是在供给侧改革上花功夫。2016年,浙江省实现固定资产投资29571亿元,增幅重新回到两位数,其中非国有投资占61.4%。全年新设市场主体95.8万户,其中民企和民营性质的市场主体占98.7%。而浙江民营企业投资信心明显增强,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级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下了很大力气,企业经营形势明显改观。


  2017年9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同意浙江省开展投融资模式创新试点建设方案的复函:“你委提出的投融资模式创新试点,是投资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放管服’改革的重要举措,对继续做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具有重要的实践支撑作用,对全国各地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投资便利化、激发社会投资活力和扩大有效投资具有典型示范作用。”


  文件快速批复的背后,浙江民间投资回暖之意显而易见。数据显示,浙江去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完成8565亿元,增长12.8%,占投资总额的57.4%,增速和比重分别比前年同期提高8.3个百分点、1.8个百分点。其中,浙江民间投资在三大领域出现了新的投资热潮,最突出的是装备制造、高新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新能源汽车和新能源产业投资增速分别达到29.2%和30.1%。


  2017年以来,浙江省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投资建设的意愿、比重也正持续加强中,城际轻轨、省内高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超大项目相继开工,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2017年9月11日,我国首个民营资本控股的铁路投资项目诞生——浙江省政府与由复星集团牵头的民营资本联合体正式签署杭绍台铁路PPP项目投资合同,该项目民营联合体投资占比51%,民间资本达到控股地位。


  其次是创新引领。一批在传统领域响当当的民营企业开始扬威新兴领域。主攻汽车零部件的万向集团进军新能源汽车制造业,做电梯部件起家的西子联合控股公司成为空客、波音等五大航空巨头的供应商,生产液体洗涤剂的传化集团构建起一个覆盖20多个省份的“中国公路物流网络运营系统”。杭州市更通过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园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园两个平台,培育出了一个互联网业、软件业等新兴产业矩阵,异彩烁烁。


  传统民企求新求变,新兴产业异军突起,浙江经济创新驱动成效凸显。2016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4323亿元,增长16.1%,增速比上年提高了11.1个百分点——这里面,70%以上的盈利来自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


  第三是政府放权、服务高效,发展环境更趋优化。浙江陆续推出了“四张清单一张网”“最多跑一次”等行政审批革新举措;出台《关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意见》,以“亲”、“清”为坐标,厘清各级党政干部和企业的交往界限。同时下发了《关于完善改革创新容错免责机制的若干意见》,着力解决一些干部不担当、不作为等问题。


  马云说过:“特别感谢浙江特殊的水土养分,没有这种水土的养育,我们是不可能到今天的。”


  在阿里巴巴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马云就敢当着老领导的面“放卫星”:“我希望它是一家市值五亿到五十亿美元的公司。”尔后,阿里巴巴与杭州“同呼吸,共命运”,2005年的那届西湖论剑,马云邀请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参会,还获得了雅虎的10亿美元投资;同年,他第一次被评为“十大风云浙商”。五年后,阿里巴巴成立小贷公司,向淘宝卖家提供“完全互联网金融服务”。2013年西溪园区建成,阿里巴巴还迎来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融资超过200亿美元的IPO。过了三年,集团的各个分支,支付宝新大楼,菜鸟物流新总部,以及各种政府主导的产业小镇,已经在西溪周边,余杭区和西湖区四处开花。


  “爱拼才会赢,赢了不想停”。浙江民营经济的故事,仍然在书写着中国的当下和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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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孔冰欣 编辑:东方财富网

  1980 年12月11日,19岁的温州姑娘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局鼓楼工商所领到了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当时,她没有想到,这张编号为10101的证书,“1”得恰如其分。

  2018年7月18日,纪念经叔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1918年出生的经叔平系浙江上虞人,头顶连串光环——“破冰者”“中国民营经济的形象代言人”“当代中国商业精神教父”“民生银行创始人”……

  而在去年的一次座谈会上,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任振鹤称,目前浙江民营经济占全省GDP总量的65%,贡献了全省54%的税收和80%的就业岗位。“平均每11个浙江人中就有一位老板,每33个浙江人中就拥有一家企业。”另,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上榜数(134家)连续18年蝉联全国第一。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可谓“九万里风鹏正举,四十年云鹤长鸣”,亦是浙江从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华丽转身的最大动力和依靠。

  “民”强,则“国”富。

  百舸争流,激情燃烧的岁月

  《新民周刊》记者发现,在由浙江省企业联合会、浙江省企业家协会、浙江省工业经济联合会发布的“2017浙江省百强企业”名单中,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亮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夺得状元、榜眼、探花——其中,第一名、第三名都是民企。

  已经收购了奔驰的吉利今年初很是出了把风头,大佬李书福笑容志得意满。事实上,若针对“宝马、大众成奔驰新股东”的新闻,恐怕业界反响尚不会如此剧烈;但,居然是吉利?不仅局内人吃一惊,老百姓更看不懂。

  可是,如果你足够了解李书福,就会知道,收购奔驰有迹可循。因为,他历来享受:“我干的,别人还做不了”。

  1963年,李书福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整个学生时代都是在台州度过的。他19岁就试水商海,1982年拿着父亲给的120块钱做起了照相生意,掘到第一桶金——“就是买了个小相机,骑个破自行车到处给人照相。”

  半年后,李书福正式开起了照相馆。他经常买一些零件自己组装,且鼓捣出一套“分离废弃物中贵金属”的办法;还将提取出来的金、银背到杭州出售,之后干脆关了照相馆,专做这个买卖。

  1984年,李书福和几个兄弟合伙办了黄岩县石曲冰箱配件厂,21岁的他担任厂长。一年后,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生产电冰箱。到了1989年,他的北极花电冰箱厂的年产值超过千万。

  1993年,李书福收购了浙江临海一家有生产权的国有邮政摩托车厂,率先研制成功四冲程踏板式发动机。接着又与行业老大“嘉陵”合作生产“嘉吉”牌摩托车。1994年,见摩托车生意红火,李书福拍板:我要造汽车!

  他在临海市筹建了吉利“豪情汽车工业园区”;1997年投资1400万元成立四川吉利波音汽车制造公司,并拿到了小客车、面包车的生产权;1998年8月8日,第一辆两厢“吉利豪情”车下线。2001年12月,国家经贸委发布了第七批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吉利终于获得了轿车生产资格。当年,吉利拥有了临海(豪情)、宁波(美日)和上海浦东(华普)3个汽车生产基地,完成了吉利进入汽车工业的基本战略架构。

  “我只能做实业。”李书福如是坦白。所以,其炮轰“互联网造车是圈钱行为”的言论,记者不觉意外。

  对比之下,海亮领航人冯氏姐弟的传奇,毫不逊色。

  在强手如林的浙江民企界,知名度并非很高的海亮集团,多年雄踞全省民企排行榜第二位。2016年,海亮集团全年营收达1502亿,只比阿里巴巴少80亿。

  上世纪60年代,冯家因特殊历史原因被“下放”到诸暨市湄池镇湖西村。父亲一人的微薄工资,无计维持正常的生活开销,缺衣少食是常态。而困窘、难堪的童年经历,促使冯亚丽、冯海良姐弟萌发了“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也培养了他们凡事都拼命努力的性格。

  高中毕业后,冯海良进入诸暨市供销社店口镇分社工作,1983年被提拔为供销分社经理。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农村一切加工、供销、科技等服务性事业,要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特别要支持以合作形式兴办。”政策变了,25岁的冯海良,承包了供销社属下的一个贸易公司——其实,差不多也就是个卖废铜烂铁的杂货部。不过,正是通过经营这家公司,背靠供销社倒卖铜材,冯海良完成了原始资金的积累。

  彼时,他嗅到了五金加工的商机;1989年,投资85万元创办了一家铜材厂;1992年,成立诸暨市铜业公司;1995年,公司变更为诸暨市海亮铜业有限公司。海亮,“海良”之谐音也,一个“铜材王国”诞生了。

  总舵主亦需要“自己人”的帮衬。冯海良与冯亚丽一番洽谈后,在诸暨某羽绒厂任技术和生产主任的姐姐立马辞职,全力驰援弟弟。于是,海良开疆拓土,亚丽稳定后方,公司风生水起。值得一提的是,在海亮内部,冯亚丽更为广泛的称呼是“四姨娘”(家里排行老四),那种对“女性长辈”的敬重,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浙江不少知名民营企业,相当一部分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改制”裂变而来。这些企业为时代变革之子,运势到,则万物生,且成长迅猛。冯氏姐弟的海亮如此,鲁冠球的万向如此,陈德康的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同样如此。

  上山下乡“吃过土”,回城操劳烧锅炉,忽如一夜春风来,誓与莎普爱思药业不相负。见识过内蒙古的黄沙漫漫,终回归平湖的青山绿水,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德康告诉记者:“年轻的时候,祖国号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改革开放以后,有什么新动向、新机遇,我们都要尽量捕捉到,好好谋事创业。”

  进入莎普爱思药业办公大楼的一楼大堂,很难不被那三排醒目的标语所吸引:“我们以坚韧之心,坚强面对一切,坚持做到最好。”

  现今,包括莎普爱思药业在内的浙江健康产业,规模实际已居全国各省市区前列。近几年,全省健康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2%,成为支撑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柱型产业。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浙江老百姓对健康多样化的需求更加强烈。此外,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等新形势影响下,健康养老、妇幼保健、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服务需求亦进一步增强,健康产业列为了全省重点发展的万亿产业之一。

  莎普爱思药业公告显示:其已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而根据陈德康为公司制定的战略战术,“未来公司将持续进行研发投入,加强对眼部疾病治疗的研究投入,提高新药研发能力,加大对公益事业的投入,提升公司的品牌形象。”

  机会,永远抓在有心人手里。

  富甲天下,拼搏进取的精神

  习近平曾指出,民营经济是浙江活力所在,是浙江的品牌,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佼佼者。

  那么,为什么是“浙江”?

  严格来说,“浙商”是近代才崛起的一个地域性商帮。但是,浙江自古就有经商传统。越国名臣范蠡即被后世尊称“商圣”,其总结的“商训”等篇,时人受用无穷。

  唐代以降,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南宋“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提出“义利并举”的思想,与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到了明朝,王阳明大力倡导“四民(士农工商)平等”的新观念,黄宗羲也率先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清末,“五金大王”叶澄衷是宁波商团的先驱和领袖;太平天国战乱使得以刘镛、张颂贤、庞云鏳、顾福昌四家为代表的中小商人群体变身新贵。

  19世纪,通商口岸的开放更为浙江商人提供了历史舞台。民国时期,浙江财阀是国民政府的经济基础;以虞洽卿、黄楚九、袁履登等为代表的“浙帮”叱咤魔都,对上海乃至中国工商近代化进程皆起到推动作用。

  肥沃的商业文化土壤,有利的地理位置条件,敢想、敢闯、敢拼的韧劲,团结协作的大局意识,代代无穷已的优秀人才,让浙江民营经济保持住了蓬勃的态势。

  改革开放之后,浙江商人如沐甘霖,辗转挪腾,为中国经济的欣欣向荣继续注入多元活力。作为民间资本集聚、创业冲动和冒险精神“集合体”的民营经济,在浙江这片热土上深深扎根,枝繁叶茂。从“半壁江山”到“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扩张期,再到大转型、大提升和国际化的今天,浙江民营经济“凤凰涅槃”,无论规模质量、运作机制,还是引领效应和推动作用,有目共睹、举世闻名。

  2002年12月下旬,习近平赴宁波、台州、温州考察调研。此时,正值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进入极为重要的转折期。据此,习近平强调:“形势越好,越要保持清醒头脑。浙江过去创造了体制机制的先发优势,但现在全国都这样做了,浙江的优势正在减弱,而过去存在的问题更加凸现出来。”他要求“加强教育引导;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改善服务;切实保护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加强管理监督,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加强信用建设”。一路上习近平多次鼓励民营企业进行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在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的同时,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推进产业升级和产业创新,努力建设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为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设计好了路线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这个部署包括“八八战略”在内的制度安排、要素整合和政策调整,领导制定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的若干意见》等。

  浙江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到底,民营经济掀起了又一轮发展高潮。

  近年来,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出现新的发展趋势。在企业规模上,不少企业已成为本行业的强势龙头企业,在国内已有较高知名度;在产权结构和要素组合上,已从单一投资向多形式、多层次混合持股方面发展;在发展领域上,从工业扩展到交通、旅游、金融、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在管理体制上,逐步走向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和管理方式的制度化、规范化;在科技进步上,向注重人才引进和产品深度开发方面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政府改革的推进,浙江省委、省政府在行政审批制度、商事登记制度、地方金融体制以及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方面推出了许多重大改革举措,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

  2016年3月4日下午,习近平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他表示,“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让民营企业真正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

  习近平的话,燃沸了浙江。

  2017年11月10日,浙江省委、省政府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车俊于学习贯彻十九大报告和中央25号文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背景下,又对以往浙商“四千精神”(千方百计、千言万语、千山万水、千辛万苦)进行了“改版提升”,即弘扬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兴业报国的担当精神、开放大气的合作精神、诚信守法的法治精神、追求卓越的奋斗精神。

  踏世上,高峰总要攀,汗水湿透几重衫。内有奋进之力,外有政府扶持,浙江民营经济用双脚走出生关,一子决江山。

  转型升级,永不落幕的航行

  诚然,改革开放后浙江因民营经济而兴,领一时风气之先。但如何突破传统经济发展乏力的困境,突破制约转型升级的瓶颈,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浙江民营经济以小微企业为主,存在产业层次低下、效益不高和分布散乱等问题;银企信任危机加剧融资困难,民营企业骗贷、跑路现象频发;“被淘汰”企业陷入迷茫;等等。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浙江人一直在想办法。

  首先是在供给侧改革上花功夫。2016年,浙江省实现固定资产投资29571亿元,增幅重新回到两位数,其中非国有投资占61.4%。全年新设市场主体95.8万户,其中民企和民营性质的市场主体占98.7%。而浙江民营企业投资信心明显增强,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级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下了很大力气,企业经营形势明显改观。

  2017年9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同意浙江省开展投融资模式创新试点建设方案的复函:“你委提出的投融资模式创新试点,是投资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放管服’改革的重要举措,对继续做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具有重要的实践支撑作用,对全国各地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投资便利化、激发社会投资活力和扩大有效投资具有典型示范作用。”

  文件快速批复的背后,浙江民间投资回暖之意显而易见。数据显示,浙江去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完成8565亿元,增长12.8%,占投资总额的57.4%,增速和比重分别比前年同期提高8.3个百分点、1.8个百分点。其中,浙江民间投资在三大领域出现了新的投资热潮,最突出的是装备制造、高新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新能源汽车和新能源产业投资增速分别达到29.2%和30.1%。

  2017年以来,浙江省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投资建设的意愿、比重也正持续加强中,城际轻轨、省内高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超大项目相继开工,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2017年9月11日,我国首个民营资本控股的铁路投资项目诞生——浙江省政府与由复星集团牵头的民营资本联合体正式签署杭绍台铁路PPP项目投资合同,该项目民营联合体投资占比51%,民间资本达到控股地位。

  其次是创新引领。一批在传统领域响当当的民营企业开始扬威新兴领域。主攻汽车零部件的万向集团进军新能源汽车制造业,做电梯部件起家的西子联合控股公司成为空客、波音等五大航空巨头的供应商,生产液体洗涤剂的传化集团构建起一个覆盖20多个省份的“中国公路物流网络运营系统”。杭州市更通过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园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园两个平台,培育出了一个互联网业、软件业等新兴产业矩阵,异彩烁烁。

  传统民企求新求变,新兴产业异军突起,浙江经济创新驱动成效凸显。2016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4323亿元,增长16.1%,增速比上年提高了11.1个百分点——这里面,70%以上的盈利来自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

  第三是政府放权、服务高效,发展环境更趋优化。浙江陆续推出了“四张清单一张网”“最多跑一次”等行政审批革新举措;出台《关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意见》,以“亲”、“清”为坐标,厘清各级党政干部和企业的交往界限。同时下发了《关于完善改革创新容错免责机制的若干意见》,着力解决一些干部不担当、不作为等问题。

  马云说过:“特别感谢浙江特殊的水土养分,没有这种水土的养育,我们是不可能到今天的。”

  在阿里巴巴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马云就敢当着老领导的面“放卫星”:“我希望它是一家市值五亿到五十亿美元的公司。”尔后,阿里巴巴与杭州“同呼吸,共命运”,2005年的那届西湖论剑,马云邀请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参会,还获得了雅虎的10亿美元投资;同年,他第一次被评为“十大风云浙商”。五年后,阿里巴巴成立小贷公司,向淘宝卖家提供“完全互联网金融服务”。2013年西溪园区建成,阿里巴巴还迎来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融资超过200亿美元的IPO。过了三年,集团的各个分支,支付宝新大楼,菜鸟物流新总部,以及各种政府主导的产业小镇,已经在西溪周边,余杭区和西湖区四处开花。

  “爱拼才会赢,赢了不想停”。浙江民营经济的故事,仍然在书写着中国的当下和明朝。

东方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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