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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03-14 11:16:20 股吧网页版
一文纵贯保监会二十年 历史会怎样告诉未来
来源:慧保天下 编辑:东方财富网

  吹皱一池春水,却还没有泛起一丝涟漪。合并方案的具体面目还未显现,“三定”未知,关键的人事信息或许也还得等几天。


  或许也就这样,并不会有太大涟漪?就像1997年7月1日后的香港,马照跑、舞照跳……对大多数朝九晚五的人士来讲,其影响可能是起草文件时换了个红头。然后媒体来一波感慨点缀其间:历史的洪流奔涌向前,时代滚滚浪潮下的个体命运,徒留无奈无力之感。


  但历史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在“一行两会”这种更像中国模式的方案设计中,保险业应该看到的本质是什么?今天的局面其实只是个尾声,高潮早就上演过了。在行将谢幕的时候,『慧保天下』作为保险行业深度观察者,不厌其烦地去回顾那过去的20年,在那些细碎的真实的记录中,再去审视那些改变历史进程的人和事。


  从更涉及宏旨的层面来看,以两次“国十条”出台为视角,可以说,八年蓄力,八年起飞,两年错路,两年回头。


  从保险商业逻辑层面来看,39年的复业历程,跌宕起伏,现如今已到了大潮汹涌、革故鼎新的新时代,而这个潮水的方向或许我们能改变。

  既是尾声,也是序曲。是为纪念。


  艰难起步,探索前行


  创设从无到有的组织和制度架构


  天涯故人永相望雪上空留马行处


  多年以后,当退休的监管干部站在鑫茂大厦北楼门前,一定会想起保监会揭牌后那个遥远的下午。1998年11月18日,保监会成立,时年56岁的马永伟离开3家子公司分立的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出任保监会创会主席。农业银行也从此与保监会结缘,先后有3位农行“一把手”到保监会任职,而原由和归宿也各各不同。


  是时,保监会机关内设部门只有8个,人员编制98名,三定方案核定总编制不到1400人,允许设立33个派出机构,包括9个中心城市“保险监管办公室”,北京、重庆“直属保险监管办事处”,在其余21个城市则设立“保险监管特派员办事处”。用3年时间招兵买马,基本完成了全国范围的机构布局。


  保监会接收了原人保总部阜内大街410号作为办公场所。这栋80年代的地标性建筑,风格方正简洁,也让保监会带上浓厚的企业转为行政的色调。其时大约三分之二的干部来自人保,第一批保监局的班子成员,绝大大多数出身于保险公司。中国传统的人情思维和缘分理念,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思维惯性。


  2003年3月中央金融工委撤销,国有保险公司领导班子人员及党的关系划归保监会管理直至2011年。这种监管职责与人事安排对接的组织体制,可能从另一层面固化了监管的“父爱主义”。对于保监会受行业左右、错位“总公司”角色的批评持续多年,也许这就是深厚的体制和人脉缘由。回望过去,颇有基因魔咒的感叹。


  保监会并非“衔玉而生”,反而称得上“奉命于危难之间”。其时行业量小质弱,主体仅有22家,1997年保费收入区区1081亿元,总资产1646亿元,承保金额21.5万亿元。


  外部,亚洲金融危机波澜横生,这坚定了高层分业经营的决心,辅之以分业监管实属必然。内部,1996年5月开始央行连续降息,而几大保险公司饮鸩止渴,借机疯狂销售高利率保单,对风险无知无畏。保险史上前所未见的系统性风险迫在眉睫。


  1999年6月10日,保监会严令不得再签发预定利率超过年复利2.5%的寿险保单,主流产品一时全部下架。时至今日,某公司存续保单需要填补的资本缺口高达千亿级,利差损创伤仍未抚平。


  脆弱的保险业同时面对市场开放的压力,成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筹码。保险业在金融各业中开放力度最大、过渡期最短,到2004年12月仅保留产险不得经营法定保险、寿险外资持股不超过50%两项限制。走到今天,限制寿险持股比例作为最后一块市场准入壁垒,铁定在3-5年内解除。从1990年代中期友邦进入上海,到外资完全享受国民待遇,保险市场开放势将渐进式推动30年。


  初创期的监管,发展中的市场,都如同初生的婴儿,稚嫩而生机勃勃,在蹒跚和摔跤中学习摸爬行进。


  1999年允许保险公司通过基金投资股票,资金市场化运用大幕徐徐拉开。2000年首次举行精算师考试、经纪人考试,专业人才建设初试啼声。2001年4月试行最低偿付能力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其时不但制度粗疏,更由于主要保险公司资本不足,行业整体亏损,历史包袱沉重,严格的资本监管无从下手。


  有什么样的市场,就有什么样的监管;贫瘠的土壤,注定需要仔细呵护,小心照料。以规则打桩、合规治标为导向的市场行为监管是这一时期的主流。而此时执着于混业梦想的平安,与监管持续数年博弈,直至2001年12月拿到路条,按照综合经营金融集团模式实施改革,终至跻身三大金控集团行列。


  几乎与保监会成立同时,国家统一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开始构建,医疗保障体系改革拉开大幕,商业养老、健康保险的补位效应开始被社会关注。保险业与改革大政,从来没有走得这样临近。


  速度规模优先,融入经济社会


  引领行业做大做强


  吴宫花草埋幽径富贵在天何足忧


  2002年10月,中纪委秘书长吴定富转任保监会主席,上任伊始带来了国务院领导对保险工作的批示:“经济越发展,社会越进步,保险越重要。”此后十几年,这段话时常被提起。


  吴定富也带来了机构升格。2003年7月,保监会明确为正部级,内设机构增至15个,内部体制至此奠定。其后仅略加增补,如发改部、政研室分设,财产险部、再保险部合署,派出机构部改为稽查局,成立消费者权益保护局等。


  2008年,保监会拥有了除保险社团之外的第一个会管单位中国保险保障基金公司,2013年后又主导成立中国保信、上海保险交易所、中保投资公司,收编中国保险报业,行业合作平台和基础设施成为市场生态的重要角色。


  2004年2月,各派出机构改称保监局,其中正局级别的15个。成立于2010年8月的西藏保监局,成为最后一个问世的省级派出机构。2005年4月,保监会迁入北京市金融大街15号鑫茂大厦,在武定侯街西首与银监会比邻而居。2009年、2015年,中央编制部门分两次批准13个分局。直至2017年底队伍达到近2900人。这,就是保监会的全部架构体系和家底。


  当行业与外界的链接日益紧密,政府推动成了最为显性的保险发展路径。吴定富认为,“在保险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必须加强政府推动和政策支持,为保险市场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他认为保险和狭义的金融不同,具有金融不具备的很多功能,时常告诫高管们要坚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跳出“就保险论保险”的思维定势,“想全局、干本行,干好本行、服务全局”。这成了保监会大小官员在公开场合引用的习惯表述。


  这种吴定富“政治经济学”的高点,是2006年6月发布《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作为国内首个保险业纲领性文件,被称为“国十条”。


  伴随金融改革开放,这一阶段诞生了保险业历史上无数个第一。第一家上市保险公司,第一次入选《财富》全球500强,第一家养老、健康、农业、汽车专业保险公司,第一笔次级债,第一项基础设施间接投资,第一个法定强制保险,第一只金融业风险救助基金……


  这一时期保监会的主流术语,具有很强的逻辑自洽、配套成列特点:“三大支柱”、“五道防线”、“四位一体”,“打破就监管论监管的局限,寓监管于服务之中”,“监管是手段,发展是目的,以监管促发展”,“实现从抓发展、防风险到抓监管、促发展的转变”。其主要观点包括保险经济补偿、资金融通、社会管理三大功能理论;“科学发展”、“做大做强”、“又好又快”,正确处理速度、规模、质量、效益的关系。速度被视为监管政绩的第一指标。


  保险业做大做强的情结既有大数法则的内在驱动,也有步入经济发展格局的野心,也不乏官员政治运作的考量。在发展思维加持下,各地保监局力推“新车共保”,给保险公司下达指标任务,带有浓厚的阶段性色彩,引起不少争议。一时有一时之权宜,随着市场迭代、法治升维,监管工作方法自有扬弃。


  保险商业模式的保障与理财之争也首次公开化,演绎了余响悠远、意蕴深长的口水战。郝演苏教授发表“保险泡沫论”,某媒体质疑保险业“做大做强还是做秀?”,遭到官方驳斥。此后,2008年汶川地震,保险赔偿仅占直接经济损失的0.2%,引发业内外对保险作用和地位的深沉思索,至今仍是绕不过去的案例。


  为解决偿付能力困局,保险业在金融国企中最早推开股份制改造,密集上市。中国人寿创造当年国际资本市场最大IPO,市值登顶全球保险业。上市改善了公司治理制度设计,2006年保监会引入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框架启动公司治理监管,2008年发布第一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通行世界的“三支柱”模式就此落地,延续至今。


  2003年开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迅速扩容到9家,2004年允许保险资金直接投资股票、可转换债,保险公司逐渐跻身金融市场,成为不可或缺的新势力。


  新的机遇平台不断出现,激荡的市场热浪吸引着职业经理人的目光,体制内也躁动不安。以阳光保险集团创始人张维功为肇始,监管系统干部 “下海”潮开始涌动。这股潮流多年后又骤然升温,2013年后近300人离开,无论从职业价值变现、人才发展空间、职业伦理任一角度,都值得后来者深思。


  行业的体量在青春期疯长,免不了病痛的困扰,市场规律也及时给予挫折教育,接连经历车贷险违约、投连险风波、国际金融危机等多次冲击。


  2003年1月,保监会试水车险费改,允许自主开发条款费率,行业由于经营冒进迅速滑入亏损,退回行业统一的产品模式,通过“七折令”限制恶性竞争。


  2008年李劲夫出任财险部主任,担纲发布“70号文件”,车险进入业内人士时常回忆的三载美好时光。这个能够提供稳定业务来源的市场,沉淀了太多既得利益,改革阶段性取向摇摆不定,监管钟摆来回振荡调适,2015年6月方才重启新一轮费改。直到今天,即便面临外来新物种的打劫,费改还未收官。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行业高歌猛进的曲调被迫变声,监管导向调转为“防风险、调结构、稳增长”,强调优化调整产品结构,突出保障功能。


  2009年银行保险急刹车,行业发展由燥热跌入低谷。此前中短期银保产品连续3年热销,寿险业成为虚胖的泥足巨人,巨量的退保给付如泰山压顶。这批业务存在的销售品质、大起大落问题,换来了寿险业的冷静反思,先知先觉的经营者毅然决然走上坚定而痛苦的转型之路。


  吴定富离开主席职位前的2011年,保费收入1.43万亿元,是他上任那一年的4.68倍;保险公司从39家增加到162家,数量已仅次于美英两国。但市场仍然以外延扩张为主,“跑马圈地”、“以保费论英雄”、拼手续费、误导客户,都是这种野蛮生长如影随形甩不掉的注脚。


  随着市场脆弱性暴露,股东道德风险和内部管控失效致使单体机构风险频发。2007年保监会断然动用保险保障基金接盘内部人控制的新华人寿,2009年派出加强内控工作组进驻泥沼深陷的中华联合,2010年引入安邦重组近乎停摆的瑞福德健康,采用强硬行政手段进行“在线修复”。


  低调排雷行动的成功,似乎未给市场刻印足够教训,特别是没有改变主体“只生不死”、股东安然离场的单边格局。


  而行事风格令人侧目的安邦集团,此时 “炼金术”大功告成,创造在一年内成立资管、转制集团、收购银行、巨额增资的辉煌记录,已然为大举“出海”悄然蓄势。


  市场导向,狂欢资本


  上演高歌与低徊的变奏


  二三豪俊腰金玉烟波江上使人愁


  2011年10月8日,中组部到保监会宣布项俊波任职。带着战场英雄、审计干将、“飞天奖”和国有银行改革收官者标签的项俊波,开始了其政治生涯的最后6年。


  上任伊始,项俊波遭遇差评、低迷的保险市场。在行业会议上,项曾戏称保险是金融业的“丐帮”,认为保险形象不好,消费者、从业人员和社会都不认同。


  而在监管系统内部,项俊波严厉到不留情面,颇有恨铁不成钢的意味。他经常痛批层层画圈、起草的材料不知所云,曾在干部会议上称,“证监会很专业,银监会很计划,保监会很江湖”。公开场合他多次批评保监局“失之于软”,定位不清,缺乏思路,有的干部专业不强,颟顸无为,甚至谑称为“监管老爷”。出于某种传统思维,他甚至将机关正门调转方向,保监会大门从此面朝东二环。


  随着银保渠道产品满期,新一轮兑付与退保高峰隆起,寿险新单保费陷入负增长。2011年,行业整体偿付能力急剧下滑,投资年化收益率仅为3.6%,2012年进一步下探至3.39%,成为20年间第3个低值(另两次分别是2004、2008),新的利差损令人生畏。


  如何走出困局?除了“抓服务、严监管、防风险、促发展”的口号,保监会开出的第一味药方是市场化,“放开前端,管住后端”,把产品定价权、投资决策权交给市场主体。


  此前,有关寿险预定利率改革的讨论由来已久,囿于既有利益格局迟迟不能成行。面对新单保费负增长、退保给付连年递增的惨淡市场,2012年9月出任主席助理的黄洪认为,产品价格过高,抑制有效需求,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寿险定价改革破冰启航,分三步于2013 年8 月、2015 年2 月和10月放开普通寿险、万能险、分红险预定利率上限,监管切入点转向准备金和偿付能力。寿险业由此扭转颓势,现金流警报得以解除。


  对广受瞩目的资金运用领域,陈文辉副主席思路清晰,认为管得过多过死也是风险,必须坚持市场化取向,科学认识保险资金的负债特性和投资约束,走专业化发展道路。保监会接连出台“13项新政”,放宽投资范围,简化比例管束。


  保险开始介入大资管市场的竞争,格局开阔起来,低迷的投资收益逐渐爬升,趋于稳定。这一轮保险资金市场化改革颇受业内肯定。


  多年未决的保障与理财之争仍在继续。项俊波提出“理财型产品的发展有利于市场稳定增长”,“居民财富持续增加本身就是保障”。这种略带诡辩色彩的观点,为理财型保险的爆发提供了理论支持。实质为理财的中短存续期业务暴增,最高占到整体保费的30%以上,资金大进大出形势堪忧。保监会于2014年开始要求“总量控制、适度发展”,对中短存续期产品总量占比施加调控。


  事无两样,人心有别;佛心见佛,魔心唤出瓶中魔鬼。市场化改革让保险走向金融舞台的中心,也使人心神摇荡。项俊波认为“保险业总资产不到农业银行的三分之一”,话语权不够,提升地位成为监管动作的出发点,而炙手可热的机构和业务牌照是协调关系、勾兑资源的不二法门。


  资产端与负债端同步放开产生叠加效应,嗅觉灵敏的资本因此打量保险业的价值,热衷猎取保险牌照,近200家机构排队待筹,暗流汹涌。一些公司借助非寿险投资型保险和万能险弯道超车、急剧扩张,通过激进定价、激进投资迅速盈利,资产驱动模式一时间明艳照人。


  非寿险投资型保险和万能险均面市于2000年,向来不温不火。2012年安邦获批大规模销售简单粗暴的投资型家财险,此后天安财险也加入阵营,鼎盛时段燃爆银保渠道,直到2017年初被责令停售。而万能险则在一些平台型寿险公司风生水起,成为攻城略地的吸金神器,大笔资金为股东关联产业输血,引起对于资产安全的强烈关注。


  由于理财业务巨量超发、隐蔽关联交易、运作海外投资,安邦、明天、生命所谓“三系”风险浮出水面。而2016年前海人寿、恒大人寿等保险公司“动物凶猛”,在资本市场频繁举牌、快速进出,引起市场侧目,成为保险资金声誉急转直下的转折点,“妖精论”最终压倒骆驼。


  此时,高层谆谆以示的“保险业姓保,保监会姓监”理念未能让项俊波足够警醒,政治筹码的考虑侵占了工作思维,几乎沦为空口发声、无所作为的稻草人。


  2014年外电报道“中国保监会主席为朋友之女在摩根大通谋职”发端,负面舆论渐次发酵。凡事问心,自成因果。2016年初中央巡视组反馈,权力行使不规范,利用行政审批、执法权谋取私利问题比较集中,存在利益冲突、权力勾兑的重大风险。2017年4月9日,在刚刚与中国地震局签署合作协议后第3天,项俊波落马,创作《人民不会忘记》的文采风流画上休止符,“站台”、围猎、名利场,成为他留下的负面标签。


  功过青史凭心论,后人何须辩是非。这一时期,国家宏观经济走强助推行业快速发展,风险导向的偿二代体系建设完成,代表国家意志的新国十条出台,巨灾、大病、农业保险成绩斐然,跃升世界第二大保险市场,成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金融子行业。从1998年走到今天,中国保险机构已有222家,保费收入3.66万亿,总资产16.75万亿,年度赔付1.12万亿,资金运用15万亿元,从业人员近千万。


  尽管青蝇玷污白壁,浮云有遮明眸,但历史总是以自己的节奏持续前行。


  20年来,阜内大街410号、金融大街15号诸位大员中,魏迎宁、周延礼、袁力、陈文辉、李劲夫、梁涛、黄洪从监管系统内提升至保监会班子成员;赵杰兵、陈新权、林国耀先后主持纪检工作;唐运祥、冯晓增、袁力、杨明生、李劲夫走出15号主理保险企业,王祖继转赴银行;马永伟、吴定富、赵杰兵、魏迎宁、周延礼、陈新权在监管岗位退休;李殿君、谢渡扬、吴小平、魏礼江、陈方磊等担纲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人事流转代谢,无问西东。


  俗云:每个人来到世间,都带着自己的剧本。机构部门的命运也可以此比拟。回顾保监会的20年,我们遗憾地发现,虽届弱冠之年,监管的“道”和“术”都有深入肌体的缺失。


  所谓“道”也即监管思想,恐怕是最大的软肋。一个组织使命感的觉醒,角色定位的清晰,有赖于锻造一套清晰连贯的工作理念,这既需有形的规则建构和物理支撑,亦需无形的价值和心术传承,才能绵绵不断、一以贯之。心流灌注,要在长效,吃补药弥补不了空虚。业界罕见保险思想家,也欠缺透析监管理论的勇气与智慧。


  所谓“术”也即监管方法,俨然不可触碰的痛点。跟大部分机关类似,内部协调也是难题,理想的监管工具和现实总是有距离。面对复杂的保险业风险特征,非但监管技术和工具滞后,连工作分工协同体制也未塑造成型。更有甚者,工作思路飘忽游移,内部职责交叉、文件打架,专业化、信息化、属地化监管能力建设不足,体系章法欠缺。派出机构缺少政策工具,只能在套取费用和销售误导检查的监管末梢着力,对风险导向严重弱视,更由于各自为战被业内讥评“36个保监局,36个保监会”。而职业空间狭窄,用人导向晦暗不明,专业干才难以伸张,也成为监管系统内茶余饭后总能提起的共情话题。


  未来,正如人生的成长,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初始,“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躁动,终究回归“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理智清醒。


  过去近一年,保监会理清方向和理念,肃流毒,强监管,治乱象,补短板,果断采取股权清退、顶格处罚等措施,唤醒接管、撤销许可等长期休眠的法条,监管利剑霜刃初试,向未来交代的答案从未如此清晰。


  “生活总是以自己的不成文法支配着人类”。机构改革尘埃落定,旧地图再也找不到新大陆。


  山不转水转,已流过万千峰壑。试问一众保险监管干部的初心,是暗许“等到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的期待,还是感叹“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的历史必然?


  请回答,2018。


  

发表于 2018-03-14 12:11:49
静地课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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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皱一池春水,却还没有泛起一丝涟漪。合并方案的具体面目还未显现,“三定”未知,关键的人事信息或许也还得等几天。

  或许也就这样,并不会有太大涟漪?就像1997年7月1日后的香港,马照跑、舞照跳……对大多数朝九晚五的人士来讲,其影响可能是起草文件时换了个红头。然后媒体来一波感慨点缀其间:历史的洪流奔涌向前,时代滚滚浪潮下的个体命运,徒留无奈无力之感。

  但历史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在“一行两会”这种更像中国模式的方案设计中,保险业应该看到的本质是什么?今天的局面其实只是个尾声,高潮早就上演过了。在行将谢幕的时候,『慧保天下』作为保险行业深度观察者,不厌其烦地去回顾那过去的20年,在那些细碎的真实的记录中,再去审视那些改变历史进程的人和事。

  从更涉及宏旨的层面来看,以两次“国十条”出台为视角,可以说,八年蓄力,八年起飞,两年错路,两年回头。

  从保险商业逻辑层面来看,39年的复业历程,跌宕起伏,现如今已到了大潮汹涌、革故鼎新的新时代,而这个潮水的方向或许我们能改变。

  既是尾声,也是序曲。是为纪念。

  艰难起步,探索前行

  创设从无到有的组织和制度架构

  天涯故人永相望雪上空留马行处

  多年以后,当退休的监管干部站在鑫茂大厦北楼门前,一定会想起保监会揭牌后那个遥远的下午。1998年11月18日,保监会成立,时年56岁的马永伟离开3家子公司分立的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出任保监会创会主席。农业银行也从此与保监会结缘,先后有3位农行“一把手”到保监会任职,而原由和归宿也各各不同。

  是时,保监会机关内设部门只有8个,人员编制98名,三定方案核定总编制不到1400人,允许设立33个派出机构,包括9个中心城市“保险监管办公室”,北京、重庆“直属保险监管办事处”,在其余21个城市则设立“保险监管特派员办事处”。用3年时间招兵买马,基本完成了全国范围的机构布局。

  保监会接收了原人保总部阜内大街410号作为办公场所。这栋80年代的地标性建筑,风格方正简洁,也让保监会带上浓厚的企业转为行政的色调。其时大约三分之二的干部来自人保,第一批保监局的班子成员,绝大大多数出身于保险公司。中国传统的人情思维和缘分理念,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思维惯性。

  2003年3月中央金融工委撤销,国有保险公司领导班子人员及党的关系划归保监会管理直至2011年。这种监管职责与人事安排对接的组织体制,可能从另一层面固化了监管的“父爱主义”。对于保监会受行业左右、错位“总公司”角色的批评持续多年,也许这就是深厚的体制和人脉缘由。回望过去,颇有基因魔咒的感叹。

  保监会并非“衔玉而生”,反而称得上“奉命于危难之间”。其时行业量小质弱,主体仅有22家,1997年保费收入区区1081亿元,总资产1646亿元,承保金额21.5万亿元。

  外部,亚洲金融危机波澜横生,这坚定了高层分业经营的决心,辅之以分业监管实属必然。内部,1996年5月开始央行连续降息,而几大保险公司饮鸩止渴,借机疯狂销售高利率保单,对风险无知无畏。保险史上前所未见的系统性风险迫在眉睫。

  1999年6月10日,保监会严令不得再签发预定利率超过年复利2.5%的寿险保单,主流产品一时全部下架。时至今日,某公司存续保单需要填补的资本缺口高达千亿级,利差损创伤仍未抚平。

  脆弱的保险业同时面对市场开放的压力,成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筹码。保险业在金融各业中开放力度最大、过渡期最短,到2004年12月仅保留产险不得经营法定保险、寿险外资持股不超过50%两项限制。走到今天,限制寿险持股比例作为最后一块市场准入壁垒,铁定在3-5年内解除。从1990年代中期友邦进入上海,到外资完全享受国民待遇,保险市场开放势将渐进式推动30年。

  初创期的监管,发展中的市场,都如同初生的婴儿,稚嫩而生机勃勃,在蹒跚和摔跤中学习摸爬行进。

  1999年允许保险公司通过基金投资股票,资金市场化运用大幕徐徐拉开。2000年首次举行精算师考试、经纪人考试,专业人才建设初试啼声。2001年4月试行最低偿付能力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其时不但制度粗疏,更由于主要保险公司资本不足,行业整体亏损,历史包袱沉重,严格的资本监管无从下手。

  有什么样的市场,就有什么样的监管;贫瘠的土壤,注定需要仔细呵护,小心照料。以规则打桩、合规治标为导向的市场行为监管是这一时期的主流。而此时执着于混业梦想的平安,与监管持续数年博弈,直至2001年12月拿到路条,按照综合经营金融集团模式实施改革,终至跻身三大金控集团行列。

  几乎与保监会成立同时,国家统一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开始构建,医疗保障体系改革拉开大幕,商业养老、健康保险的补位效应开始被社会关注。保险业与改革大政,从来没有走得这样临近。

  速度规模优先,融入经济社会

  引领行业做大做强

  吴宫花草埋幽径富贵在天何足忧

  2002年10月,中纪委秘书长吴定富转任保监会主席,上任伊始带来了国务院领导对保险工作的批示:“经济越发展,社会越进步,保险越重要。”此后十几年,这段话时常被提起。

  吴定富也带来了机构升格。2003年7月,保监会明确为正部级,内设机构增至15个,内部体制至此奠定。其后仅略加增补,如发改部、政研室分设,财产险部、再保险部合署,派出机构部改为稽查局,成立消费者权益保护局等。

  2008年,保监会拥有了除保险社团之外的第一个会管单位中国保险保障基金公司,2013年后又主导成立中国保信、上海保险交易所、中保投资公司,收编中国保险报业,行业合作平台和基础设施成为市场生态的重要角色。

  2004年2月,各派出机构改称保监局,其中正局级别的15个。成立于2010年8月的西藏保监局,成为最后一个问世的省级派出机构。2005年4月,保监会迁入北京市金融大街15号鑫茂大厦,在武定侯街西首与银监会比邻而居。2009年、2015年,中央编制部门分两次批准13个分局。直至2017年底队伍达到近2900人。这,就是保监会的全部架构体系和家底。

  当行业与外界的链接日益紧密,政府推动成了最为显性的保险发展路径。吴定富认为,“在保险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必须加强政府推动和政策支持,为保险市场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他认为保险和狭义的金融不同,具有金融不具备的很多功能,时常告诫高管们要坚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跳出“就保险论保险”的思维定势,“想全局、干本行,干好本行、服务全局”。这成了保监会大小官员在公开场合引用的习惯表述。

  这种吴定富“政治经济学”的高点,是2006年6月发布《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作为国内首个保险业纲领性文件,被称为“国十条”。

  伴随金融改革开放,这一阶段诞生了保险业历史上无数个第一。第一家上市保险公司,第一次入选《财富》全球500强,第一家养老、健康、农业、汽车专业保险公司,第一笔次级债,第一项基础设施间接投资,第一个法定强制保险,第一只金融业风险救助基金……

  这一时期保监会的主流术语,具有很强的逻辑自洽、配套成列特点:“三大支柱”、“五道防线”、“四位一体”,“打破就监管论监管的局限,寓监管于服务之中”,“监管是手段,发展是目的,以监管促发展”,“实现从抓发展、防风险到抓监管、促发展的转变”。其主要观点包括保险经济补偿、资金融通、社会管理三大功能理论;“科学发展”、“做大做强”、“又好又快”,正确处理速度、规模、质量、效益的关系。速度被视为监管政绩的第一指标。

  保险业做大做强的情结既有大数法则的内在驱动,也有步入经济发展格局的野心,也不乏官员政治运作的考量。在发展思维加持下,各地保监局力推“新车共保”,给保险公司下达指标任务,带有浓厚的阶段性色彩,引起不少争议。一时有一时之权宜,随着市场迭代、法治升维,监管工作方法自有扬弃。

  保险商业模式的保障与理财之争也首次公开化,演绎了余响悠远、意蕴深长的口水战。郝演苏教授发表“保险泡沫论”,某媒体质疑保险业“做大做强还是做秀?”,遭到官方驳斥。此后,2008年汶川地震,保险赔偿仅占直接经济损失的0.2%,引发业内外对保险作用和地位的深沉思索,至今仍是绕不过去的案例。

  为解决偿付能力困局,保险业在金融国企中最早推开股份制改造,密集上市。中国人寿创造当年国际资本市场最大IPO,市值登顶全球保险业。上市改善了公司治理制度设计,2006年保监会引入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框架启动公司治理监管,2008年发布第一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通行世界的“三支柱”模式就此落地,延续至今。

  2003年开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迅速扩容到9家,2004年允许保险资金直接投资股票、可转换债,保险公司逐渐跻身金融市场,成为不可或缺的新势力。

  新的机遇平台不断出现,激荡的市场热浪吸引着职业经理人的目光,体制内也躁动不安。以阳光保险集团创始人张维功为肇始,监管系统干部 “下海”潮开始涌动。这股潮流多年后又骤然升温,2013年后近300人离开,无论从职业价值变现、人才发展空间、职业伦理任一角度,都值得后来者深思。

  行业的体量在青春期疯长,免不了病痛的困扰,市场规律也及时给予挫折教育,接连经历车贷险违约、投连险风波、国际金融危机等多次冲击。

  2003年1月,保监会试水车险费改,允许自主开发条款费率,行业由于经营冒进迅速滑入亏损,退回行业统一的产品模式,通过“七折令”限制恶性竞争。

  2008年李劲夫出任财险部主任,担纲发布“70号文件”,车险进入业内人士时常回忆的三载美好时光。这个能够提供稳定业务来源的市场,沉淀了太多既得利益,改革阶段性取向摇摆不定,监管钟摆来回振荡调适,2015年6月方才重启新一轮费改。直到今天,即便面临外来新物种的打劫,费改还未收官。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行业高歌猛进的曲调被迫变声,监管导向调转为“防风险、调结构、稳增长”,强调优化调整产品结构,突出保障功能。

  2009年银行保险急刹车,行业发展由燥热跌入低谷。此前中短期银保产品连续3年热销,寿险业成为虚胖的泥足巨人,巨量的退保给付如泰山压顶。这批业务存在的销售品质、大起大落问题,换来了寿险业的冷静反思,先知先觉的经营者毅然决然走上坚定而痛苦的转型之路。

  吴定富离开主席职位前的2011年,保费收入1.43万亿元,是他上任那一年的4.68倍;保险公司从39家增加到162家,数量已仅次于美英两国。但市场仍然以外延扩张为主,“跑马圈地”、“以保费论英雄”、拼手续费、误导客户,都是这种野蛮生长如影随形甩不掉的注脚。

  随着市场脆弱性暴露,股东道德风险和内部管控失效致使单体机构风险频发。2007年保监会断然动用保险保障基金接盘内部人控制的新华人寿,2009年派出加强内控工作组进驻泥沼深陷的中华联合,2010年引入安邦重组近乎停摆的瑞福德健康,采用强硬行政手段进行“在线修复”。

  低调排雷行动的成功,似乎未给市场刻印足够教训,特别是没有改变主体“只生不死”、股东安然离场的单边格局。

  而行事风格令人侧目的安邦集团,此时 “炼金术”大功告成,创造在一年内成立资管、转制集团、收购银行、巨额增资的辉煌记录,已然为大举“出海”悄然蓄势。

  市场导向,狂欢资本

  上演高歌与低徊的变奏

  二三豪俊腰金玉烟波江上使人愁

  2011年10月8日,中组部到保监会宣布项俊波任职。带着战场英雄、审计干将、“飞天奖”和国有银行改革收官者标签的项俊波,开始了其政治生涯的最后6年。

  上任伊始,项俊波遭遇差评、低迷的保险市场。在行业会议上,项曾戏称保险是金融业的“丐帮”,认为保险形象不好,消费者、从业人员和社会都不认同。

  而在监管系统内部,项俊波严厉到不留情面,颇有恨铁不成钢的意味。他经常痛批层层画圈、起草的材料不知所云,曾在干部会议上称,“证监会很专业,银监会很计划,保监会很江湖”。公开场合他多次批评保监局“失之于软”,定位不清,缺乏思路,有的干部专业不强,颟顸无为,甚至谑称为“监管老爷”。出于某种传统思维,他甚至将机关正门调转方向,保监会大门从此面朝东二环。

  随着银保渠道产品满期,新一轮兑付与退保高峰隆起,寿险新单保费陷入负增长。2011年,行业整体偿付能力急剧下滑,投资年化收益率仅为3.6%,2012年进一步下探至3.39%,成为20年间第3个低值(另两次分别是2004、2008),新的利差损令人生畏。

  如何走出困局?除了“抓服务、严监管、防风险、促发展”的口号,保监会开出的第一味药方是市场化,“放开前端,管住后端”,把产品定价权、投资决策权交给市场主体。

  此前,有关寿险预定利率改革的讨论由来已久,囿于既有利益格局迟迟不能成行。面对新单保费负增长、退保给付连年递增的惨淡市场,2012年9月出任主席助理的黄洪认为,产品价格过高,抑制有效需求,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寿险定价改革破冰启航,分三步于2013 年8 月、2015 年2 月和10月放开普通寿险、万能险、分红险预定利率上限,监管切入点转向准备金和偿付能力。寿险业由此扭转颓势,现金流警报得以解除。

  对广受瞩目的资金运用领域,陈文辉副主席思路清晰,认为管得过多过死也是风险,必须坚持市场化取向,科学认识保险资金的负债特性和投资约束,走专业化发展道路。保监会接连出台“13项新政”,放宽投资范围,简化比例管束。

  保险开始介入大资管市场的竞争,格局开阔起来,低迷的投资收益逐渐爬升,趋于稳定。这一轮保险资金市场化改革颇受业内肯定。

  多年未决的保障与理财之争仍在继续。项俊波提出“理财型产品的发展有利于市场稳定增长”,“居民财富持续增加本身就是保障”。这种略带诡辩色彩的观点,为理财型保险的爆发提供了理论支持。实质为理财的中短存续期业务暴增,最高占到整体保费的30%以上,资金大进大出形势堪忧。保监会于2014年开始要求“总量控制、适度发展”,对中短存续期产品总量占比施加调控。

  事无两样,人心有别;佛心见佛,魔心唤出瓶中魔鬼。市场化改革让保险走向金融舞台的中心,也使人心神摇荡。项俊波认为“保险业总资产不到农业银行的三分之一”,话语权不够,提升地位成为监管动作的出发点,而炙手可热的机构和业务牌照是协调关系、勾兑资源的不二法门。

  资产端与负债端同步放开产生叠加效应,嗅觉灵敏的资本因此打量保险业的价值,热衷猎取保险牌照,近200家机构排队待筹,暗流汹涌。一些公司借助非寿险投资型保险和万能险弯道超车、急剧扩张,通过激进定价、激进投资迅速盈利,资产驱动模式一时间明艳照人。

  非寿险投资型保险和万能险均面市于2000年,向来不温不火。2012年安邦获批大规模销售简单粗暴的投资型家财险,此后天安财险也加入阵营,鼎盛时段燃爆银保渠道,直到2017年初被责令停售。而万能险则在一些平台型寿险公司风生水起,成为攻城略地的吸金神器,大笔资金为股东关联产业输血,引起对于资产安全的强烈关注。

  由于理财业务巨量超发、隐蔽关联交易、运作海外投资,安邦、明天、生命所谓“三系”风险浮出水面。而2016年前海人寿、恒大人寿等保险公司“动物凶猛”,在资本市场频繁举牌、快速进出,引起市场侧目,成为保险资金声誉急转直下的转折点,“妖精论”最终压倒骆驼。

  此时,高层谆谆以示的“保险业姓保,保监会姓监”理念未能让项俊波足够警醒,政治筹码的考虑侵占了工作思维,几乎沦为空口发声、无所作为的稻草人。

  2014年外电报道“中国保监会主席为朋友之女在摩根大通谋职”发端,负面舆论渐次发酵。凡事问心,自成因果。2016年初中央巡视组反馈,权力行使不规范,利用行政审批、执法权谋取私利问题比较集中,存在利益冲突、权力勾兑的重大风险。2017年4月9日,在刚刚与中国地震局签署合作协议后第3天,项俊波落马,创作《人民不会忘记》的文采风流画上休止符,“站台”、围猎、名利场,成为他留下的负面标签。

  功过青史凭心论,后人何须辩是非。这一时期,国家宏观经济走强助推行业快速发展,风险导向的偿二代体系建设完成,代表国家意志的新国十条出台,巨灾、大病、农业保险成绩斐然,跃升世界第二大保险市场,成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金融子行业。从1998年走到今天,中国保险机构已有222家,保费收入3.66万亿,总资产16.75万亿,年度赔付1.12万亿,资金运用15万亿元,从业人员近千万。

  尽管青蝇玷污白壁,浮云有遮明眸,但历史总是以自己的节奏持续前行。

  20年来,阜内大街410号、金融大街15号诸位大员中,魏迎宁、周延礼、袁力、陈文辉、李劲夫、梁涛、黄洪从监管系统内提升至保监会班子成员;赵杰兵、陈新权、林国耀先后主持纪检工作;唐运祥、冯晓增、袁力、杨明生、李劲夫走出15号主理保险企业,王祖继转赴银行;马永伟、吴定富、赵杰兵、魏迎宁、周延礼、陈新权在监管岗位退休;李殿君、谢渡扬、吴小平、魏礼江、陈方磊等担纲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人事流转代谢,无问西东。

  俗云:每个人来到世间,都带着自己的剧本。机构部门的命运也可以此比拟。回顾保监会的20年,我们遗憾地发现,虽届弱冠之年,监管的“道”和“术”都有深入肌体的缺失。

  所谓“道”也即监管思想,恐怕是最大的软肋。一个组织使命感的觉醒,角色定位的清晰,有赖于锻造一套清晰连贯的工作理念,这既需有形的规则建构和物理支撑,亦需无形的价值和心术传承,才能绵绵不断、一以贯之。心流灌注,要在长效,吃补药弥补不了空虚。业界罕见保险思想家,也欠缺透析监管理论的勇气与智慧。

  所谓“术”也即监管方法,俨然不可触碰的痛点。跟大部分机关类似,内部协调也是难题,理想的监管工具和现实总是有距离。面对复杂的保险业风险特征,非但监管技术和工具滞后,连工作分工协同体制也未塑造成型。更有甚者,工作思路飘忽游移,内部职责交叉、文件打架,专业化、信息化、属地化监管能力建设不足,体系章法欠缺。派出机构缺少政策工具,只能在套取费用和销售误导检查的监管末梢着力,对风险导向严重弱视,更由于各自为战被业内讥评“36个保监局,36个保监会”。而职业空间狭窄,用人导向晦暗不明,专业干才难以伸张,也成为监管系统内茶余饭后总能提起的共情话题。

  未来,正如人生的成长,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初始,“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躁动,终究回归“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理智清醒。

  过去近一年,保监会理清方向和理念,肃流毒,强监管,治乱象,补短板,果断采取股权清退、顶格处罚等措施,唤醒接管、撤销许可等长期休眠的法条,监管利剑霜刃初试,向未来交代的答案从未如此清晰。

  “生活总是以自己的不成文法支配着人类”。机构改革尘埃落定,旧地图再也找不到新大陆。

  山不转水转,已流过万千峰壑。试问一众保险监管干部的初心,是暗许“等到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的期待,还是感叹“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的历史必然?

  请回答,2018。

  

东方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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