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部因素看，人力成本、土地成本推升我国制造业成本，进而抑制外资流入制造业。一方面，从工资水平上看，自2009年以后制造业工资涨幅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平均涨幅，而这种现象直至2015年方有缓解，参见图表2。劳动力成本优势是制造业吸引外资的核心因素之一，制造业工资水平的快速上行显著抑制了外资的流入。另一方面，从土地成本看，房价上行折射出地价成本上升的同时，也提高了劳动力住房成本进而抑制外资流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参见图表3.

　　值得注意的是，除中国外，新兴产业承接地越南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在近期同步下降，参见图表4。韩国是全球主要对外直接投资经济体之一，其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具有代表性。我们通过观察韩国2017年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可知，其对美国、日本及新加坡等发达经济体的青睐程度上升而对越南、马来西亚及泰国等新兴经济体偏好下降，参见图表5。这折射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区域结构的变化，即由发达经济体流向发展中经济体正转变为由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流向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正成为FDI主要接收区。

　　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2016年发达经济体在全球FDI流量中所占份额进一步提升，达到57%，美国为最大的FDI接受国，外资流入达3850亿美元，其次为英国，外资流入量达1790亿美元。预计在跨境并购增长而绿地投资低迷的背景下，发达经济体接受FDI份额将进一步上升。全球FDI流向的变化，进一步折射出当前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面临的双重困境：一是我国制造业成本上升，对外资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二则为外资对发达经济体偏好上升，对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具有挤出效应。

　　除区域结构外，全球外资对服务业偏好上升而对制造业、第一产业偏好下降。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2014年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存量166.4亿美元，占全球外资存量64%；而服务实际利用外资存量仅为70.2亿美元，占全球外资存量27%。这一趋势在近两年有所强化，以全球主要FDI流入国美国和中国为例，2008年以后，中国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占比趋势性下降至2016年的28%，美国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占比有2014年86%下降至2016年53%，参见图表7。这意味着，外资由制造业流向服务业是全球外资流向新常态，并非中国个案。

　　有趣的是，中国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占比下降的同时，美国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占比却不断上升至2014的86%这一历史高位。这进一步证实了我们2016年12月8日发布的报告《美国“再工业化”的检视》结论：伴随“再工业化”战略推进，美国制造业呈现出明显的复苏态势。这也意味着发达经济体的“再工业化”对我国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具有一定的基础效应。

　　3。小结

　　一方面，中国劳动力及土地成本上升，抬升制造业成本进而对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造成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全球外资对发达经济体及服务业偏好上升，挤出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量的同时，也对制造业造成一定的挤压效应；与此同时，美国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占比却不断上升，由此折射出美制造业回归势头强劲。

　　(鲁政委系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李苗献系兴业银行分析师、蒋冬英系兴业银行助理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