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近日全国人大会议上的预算报告，2016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601.84亿元，其中492.91亿元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使用；2017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338.3亿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505亿元。

　　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就是经营国有资本的国有控股企业向国家分红，去年492.91亿元，今年505亿元。这些钱将进入国库，用于公共服务。那么，505亿元这个数字，是多还是少呢？

　　2017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8630亿元，505亿元仅占其0.3%，基本可以说是微不足道，聊胜于无。目前中国国有企业资产超过140万亿元(见李扬等《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可谓实力雄厚，去年全国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23157.8亿元，也是不菲的数字，但是给国家的红利，仅仅是492.91亿元，今年预算有所增加，也不过505亿元。国有资本对于我国公共财政的贡献实在是乏善可陈。

　　国有资本对于公共财政的纯贡献，当然不仅仅是红利。税收和红利加起来，再减去公共财政对亏损国企的补贴，才是国有资本对公共预算的纯贡献。现在，作为国有资本经营者的国有控股企业，和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一样，还要给国家纳税。按照一些报道所说，目前国有企业缴纳的税收占全国总税收的一半以上，貌似国有企业给公共财政的贡献非常巨大。但事实上，这些所谓一半左右的税收，主要还是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最终转嫁给了消费者，企业的贡献无法准确衡量。即使完全算作企业的贡献，拥有140万亿元资产，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为国家缴纳一半的税收，算多吗？其实，衡量国有控股企业给国家税收贡献的指标，应该是其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由于国有企业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总数难以计算，这里大体做个估计。以2016年为例，全国国有控股企业利润23157.8亿元，而同年的企业所得税为28850亿元，就是说，国有控制企业的总利润，远不及全国企业所得税的总额。按照目前企业所得税基本税率25%和低税率20%计算估计，全国国有控股企业贡献的企业所得税差不多就是5000亿元，不到当年企业所得税总额的1/5。这个贡献，与140万亿元的经济体量相比，也是很不匹配的。

　　国有资本对于公共财政的贡献，除了税收，就是红利。目前，无论什么所有制形式的企业，都要照章纳税，税后的利润，民营企业要向股东分红，国有企业也应该向国家分红。国有资本属于全体国民，国家作为全体国民的代表接受这种分红，应将此红利调入一般预算，用于公共服务，用于改善民生。

　　我国自从上世纪中期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就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私营和个体经济完全消失。这种情况下，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国营企业的经营利润和农业税。国营企业曾经实行利税合一，没有必要将利润和税收分开征收。改革开放后，大力发展多元经济，为了公平竞争，上世纪80年代实行利改税，将国有企业的利润和税收分开，对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征收同样的税收，适用同样的税率，以体现一视同仁。但在非公有制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国有企业经营不少，亏损面扩大，亏损额上升，国企利润对财政收入的净贡献持续下降。1985 年，国家开始对国企亏损进行补贴，由此，国企对财政的净贡献开始呈现负值。1994 年，为了扶植国企，国家同意国有企业不上缴利润。直到2006 年，国企利润对公共财政的贡献仍然是负值，这年为-0.5%。(见马骏：《中国财政国家转型： 走向税收国家》)

　　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拥有庞大资本的国有企业不能向股东分红，失去了道义基础。国企向国家财政分红的呼声逐渐强烈，2007 年，财政部会同国资委制定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规定中央企业应向国家上缴的利润比例。2008 年2 月，中央政府正式启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现在距离2020年所剩时间不多，那么30%这个目标距离我们多远呢？2016年国有控股企业利润23157.8亿元，其中2601.84亿元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这2601.84亿元中的492.91亿元又调入一般公共预算。那么，分红比例应该怎样计算呢？实际上采用什么方法计算，其中大有玄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占总利润的比例是11.2%；调入一般预算的资金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比例是18.9%；而调入一般预算的资金占总利润的比例，则是2.1%。这三个数字中，哪个数字代表国有资本向国家财政的分红比例呢？无疑应该是2.1%而不是18.9%，因为分红只能是就总利润计算而不是就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计算。而在有些解释中，却把18.9%当成国有资本对国家财政的分红比例。按照这个算法计算，离30%的目标确实也不远了。但这显然是玩弄数字游戏。

　　当前，经济下滑给财政增收带来极大压力，一方面要减税 ，另一方面还不能大力减少支出，这样就形成刚性的收支缺口，而扩大预算赤字规模则有相当风险。这种情况下，增加国有资本对于公共财政的贡献力度，成为道义上和事实上的必然选择。尤其，以国有资本收益补充社保基金，解决社保基金收支缺口，也基本上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如果以调入公共预算资金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比例来要求国企上交红利，则达到30%的比例也无济于事。以2016年为例，30%的红利也不过780亿元，而当年财政补贴社保基金达到11104.34亿元。即使把国企给公共财政的所有分红用于补贴社保，也只是财政补贴额的7%，能解决什么问题？

　　国有企业体量庞大，现在正在进行做强、做大、做优国企的改革。强、大、优的国企应该有强大的赢利能力，应该给公共财政，最终也是对民生有更大的贡献。这应该是人们对国企改革的实实在在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