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破解民间投资增速低迷的格局，首先要为民间投资创造公平适宜的市场环境。进一步贯彻落实“民间投资新36条”，真正为民间投资和国有资本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从制度政策层面充分尊重民间投资主体利益诉求；其次，大力发展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市场，为民间投资创业创新、高新技术产业等建立完善风险承担与补偿机制，激励民间投资创业创新、高新技术产业的积极性；第三，引导、稳定民间投资预期。要从经济增长前景、产业结构调整、宏观政策动态等多方面给民间资本导向性、清晰化的预期，消除民间投资因预期不明确带来的种种疑虑。同时，要加强引导民间投资转型升级发展的预期。

　　融资难融资贵真是制约当前民间投资的主要因素吗？

　　“融资难、融资贵”长期以来成为制约民间投资的重大束缚。为激发民间投资动力，促进民间投资，近年来政策层面着力从化解融资困境的角度，解决民间投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特别是2016年，中央还将“降成本”列为经济中心任务之一。从实际情况来看，基于一系列措施的采取，民间投资融资困境得到了很大缓解。

　　从融资成本看，无论是正规金融机构还是民间借贷，近年来利率都呈明显下行走势。2014年，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在6.8%左右，2015年逐步下降到6%以下，2016年三季度末进一步下降至5.22%，从2014年到现在的不到两年时间内下降幅度在20%以上。而典型的反映民间借贷成本的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2014年在20%左右，2016年10月份降至16.5%，下降幅度也在15%以上。民间投资融资成本大幅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民间投资式微，但“融资贵”已并非根本性问题。

　　从融资可获得性看，由于货币环境较为宽松，流动性充裕，资金获得渠道更为多元，民间投资“融资难”问题也得到极大缓解。截至2016年10月末，M2余额达到151.95万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达104.77万亿元，货币信贷增长远超同期GDP增长，而且2015年以来债券、股市融资也得到较快增长，兼之对民间投资的政策倾斜等因素，“融资难”也不再成为对民间投资的根本性约束。而2015年10月份以来 M1增速显著高于同期M2增速，M1与M2增速剪刀差越拉越大，2016年7月，M1与M2增速剪刀差扩大到12.8个百分点，达近年来高位，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企业资金面充足，资金投资实体经济意愿不强甚至于出现“淤积”状况。显然，民间投资乏力也并非资金瓶颈所致。

　　而从盈利状况看，投资的终极目的和持续动力是盈利，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财务约束严格的民间投资来说尤其如此。尽管面临经济下行，民间投资仍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盈利，且盈利水平远好于国民经济整体投资状况。2014年，私营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分别同比增长9.2%、4.9%，2015年分别同比增长4.5%、3.7%，2016年前三季度分别为6.1%、7%。与此对应，2014年，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分别同比增长7.2%、5.3%，2015年分别同比增长0.8%、-2.3%，2016年前三季度分别为3.7%、8.4%。可见，盈利水平微弱或者亏损也难以成为民间投资乏力根本理由。

　　既然“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得到了极大缓解，也能够实现还算不错的盈利，民间投资增速为什么还呈现持续萎缩下滑态势？

　　当前制约民间投资的主要因素究竟有哪些？

　　拓宽融资门槛、降低融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间投资，但市场空间的获得、长期比较稳定的预期、产权保证则是促进民间投资的根本。从我国当前状况来看，这方面的条件显然还不能充分激发民间投资，而这也是民间投资低迷的根本原因所在。

　　市场空间有限甚至收窄从根本上制约民间投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下行对投资需求减弱，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去产能”对包括民间投资在内的投资增速产生制约。当前，我国产能过剩形势较为严峻，尤其是第二产业、制造业产能过剩形势更为严峻。制造业投资占到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32%左右，制造业民间投资占到民间投资比重的45%左右。在经济下行、市场需求减弱、新经济体量还较小的境况下，“去产能”也意味着总体产能供给要下降、投资增长放缓，民间投资并不例外，相反还经常成为先行者。

　　二是民间投资市场空间受限，尤其是一些关系国计民生领域，对民间投资还存在各种限制。实践表明，民间投资活跃度、发展状况与市场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投资限制不断放开，民间投资逐步发展，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民间投资获得了快速发展，200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经济36条”)，2010年《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民间投资新36条”)发布，更是极大促进了民间投资。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由2000年以前的不足30%，一路攀升至2015年的64%以上。而近年来，在结构调整中，在传统增长空间有限的状况下，民间投资难以取得实质性启动。2016年以来，民间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出现明显下降。

　　三是政府鼓励、支持创业创新“双创”，并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客观上创业创新风险较大，也导致民间投资受限。而且国际实践表明，市场经济环境、资本市场发育、风险投资基金发展等对创业创新的推动具有关键性甚至决定性作用，当前我国这方面条件仍较薄弱，仍处于发展完善中，也使得民间投资创业创新投入支撑动力欠缺。

　　基于委托—代理运作机制的不同，相比国有经济，民间投资对政策预期及走向更为敏感和关注。近年来，许多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存在“落地难”的现实困境等，也影响到民间投资行为。比较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策调整虽然更加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尤其是在经济下行状况下，民间投资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二是在转型发展、改革深化的时代背景下，各种市场主体利益诉求加强，民间投资亦是如此，需要有对产权安全性、保障性的制度安排。

　　如何破解民间投资增速低迷格局？

　　一是为民间投资创造公平适宜的市场环境。进一步贯彻落实“民间投资新36条”，真正为民间投资和国有资本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从制度政策层面充分尊重民间投资主体利益诉求，保障民间投资在PPP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产权安全性、相应话语权和投资回报，谨防国有资本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在电力、石油、铁路、电信、金融等领域，要为民间投资进入塑造相应制度、市场环境，真正能让民间资本进得去、收获得了、退得出，而不是“雷声大雨点小”。

　　二是大力发展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市场，促进民间投资。创业创新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我国产业结构和经济升级的重要着力点和表现。民间投资是我国创业创新的主体，也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推手。由于创业创新、高科技产业等投资收益不确定性、投资风险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约束更为严格的民间投资顾忌很多，影响到投资行为。要通过大力发展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等直接融资市场，健全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进入退出市场机制，为民间投资创业创新、高新技术产业等建立完善风险承担与补偿机制，激励民间投资创业创新、高新技术产业的积极性。

　　三是引导、稳定民间投资预期。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预期经济，预期引导着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民间投资对市场预期更为敏感，并根据预期安排投资行为。因此，要从经济增长前景、产业结构调整、宏观政策动态等多方面给民间资本导向性、清晰化的预期，消除民间投资因预期不明确带来的种种疑虑。同时要加强引导民间投资转型升级发展的预期。积极鼓励支持3D打印、机器人、基因工程、现代农业机械、新能源汽车、智能管理、信息服务等新产业、新主体、新业态民间投资发展；鼓励支持基础设施、高端装备制造业、“三农”等领域中的民间投资发展；引导民间投资在传统产业并购重组、升级换代等领域的积极发展。与此同时，也要引导民间投资加大退出过剩产能、低端产能、落后产能、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