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等深线》记者钱锋北京报道

　　2020年6月，“安信王”高天国因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被上海市公安局刑拘，因其身患重疾，得以保外住院。高天国掌控安信信托期间，大量资金被自融或挪用。

　　2002年底，高天国通过国之杰公司，以1.72亿元总价款，从鞍山市财政局受让了鞍山信托20%股权，随后迁址上海并改名安信信托，通过收购小法人股、股改、定增，国之杰成为安信信托绝对控股股东，高天国成为安信信托说一不二的实控人。2013年至2017年，是安信信托的高增长期，2017年以36.68亿元的净利润飙升至行业第一。然而好年景很快过去，2018年始安信信托披星戴帽，巨亏三年，募集资金有去无返，兑付危机爆发。2020年6月，高天国涉嫌犯罪被刑拘，旋即保外就医。安信信托启动重组。

　　高天国的国之杰公司成为安信信托控股大股东前，安信信托名为鞍山信托。2000年左右，鞍山信托在恒丰银行办理了一笔1亿元的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业务。业务到期后，鞍山信托资金紧张，恒丰银行为该笔业务多次办理展期。恒丰银行该笔业务的负责人是前行长助理赵春英，通过这事鞍山信托董事长曲玉春与赵春英相识，关系处得很好。

　　2002年高天国的上海国之杰公司收购鞍山财政局持有的鞍山信托股份时，鞍山市政府要求清退所有的债权债务，这笔1亿元银行承兑汇票也在清退范围内。高天国拿不出钱来偿还这1亿元的本金和利息，就让曲玉春找赵春英帮忙，恒丰银行又给办理了展期，由此引来后面一桩贿赂案。

　　2005年12月，国之杰公司代安信信托偿还恒丰银行拆借款1.0086867亿元，这笔业务结束，而高天国和恒丰银行的交情，这才刚刚开始。2005年底赵春英介绍高天国收购恒丰银行5000万股股权时，引荐高天国认识了时任恒丰银行董事长姜喜运，后来又介绍了恒丰银行其他高管和部门及分行负责人给高天国，帮助高天国开拓业务，并在贷款及购买恒丰银行股权等方面提供便利。

　　循环的亿元承兑汇票

　　赵春英是前恒丰银行行长助理。2000年左右，经人介绍，赵春英认识了鞍山信托董事长曲玉春，鞍山信托通过赵春英在恒丰银行(当时还叫烟台住房储蓄银行)办了一笔1亿元的承兑汇票业务，从恒丰银行借了1亿元。之后数年恒丰银行为该笔业务多次办理展期，就是给该公司再新办一笔1亿元承兑汇票业务，使该公司能继续使用这1亿元资金。

　　当时恒丰银行鼓励全行员工联系承兑汇票业务，并给各部门下达了任务指标，给予相应的提成奖励。而鞍山信托这边，则恰逢国家对信托公司进行第六次整顿，不允许信托公司从银行贷款，赵春英精准地发现了鞍山信托有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业务的需求。

　　赵春英和恒丰银行票据中心员工到鞍山信托实地考察，曲玉春提出用该公司办公楼作抵押来办理商业承兑汇票业务，金额为1亿元。经过考察，认为鞍山信托符合办理承兑汇票业务的条件，就为该公司办理了1亿元承兑汇票业务。然后恒丰银行为该笔业务办理了鞍山信托公司办公楼的抵押手续，恒丰银行银河支行向鞍山信托发放了约1亿元的票据贴现款。

　　该笔1亿元承兑汇票到期后，由于鞍山信托资金紧张，没钱归还，曲玉春多次找赵春英帮忙解决，恒丰银行就一直给办理展期(延续业务)，继续以鞍山信托的办公楼作抵押，数次在恒丰办理承兑汇票贴现业务，金额均为1亿元。而鞍山信托一直没有偿还借款本金利息。

　　2002年，高天国的上海国之杰公司收购鞍山财政局持有的鞍山信托股份时，鞍山市政府要求清退所有的债权债务，上述1亿元银行承兑汇票也在清退范围内，需立即偿还本息。高天国拿不出钱来偿还这1亿元的本金和利息，就让曲玉春找赵春英。希望把鞍山信托的1亿元承兑汇票业务再做一次展期，延长偿还债务期限。赵春英觉得国之杰和高天国的信誉都不错，经向时任恒丰银行董事长姜喜运汇报，又给鞍山信托办理了展期。到期后鞍山信托还是没钱归还这1亿元，再找赵春英解决时，赵春英要求见大股东，赵高两人由此结识。

　　亿元票据贴现业务结束

　　国之杰收购鞍山信托后，大股东变更，鞍山信托作为上市公司，要将这件事通报债权人。当时恒丰银行为鞍山信托办理1亿元票据贴现，属于债权人，曲玉春依照程序向恒丰银行通报这个情况。恒丰银行为规避风险，需要对鞍山信托新的大股东国之杰公司考察，以确定继续还是终止这笔承兑汇票业务。在2004年下半年的某天，在曲玉春的联系下，赵春英去了上海国之杰，会见了高天国。

　　赵春英告诉高天国，这笔票据贴现业务快到期，恒丰银行要求鞍山信托偿还本息。高天国答，鞍山信托资金紧张，暂时没钱偿还，希望再给办理展期。展期到期后，如鞍山信托无力偿还，国之杰作为该公司大股东，出资偿还这笔业务的本息。

　　高天国还对赵春英说，他准备将鞍山信托迁到上海。国之杰公司承接了上述恒丰银行为鞍山信托办理的1亿元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业务的对应债务，但其公司资金比较紧张，希望恒丰不要让其公司立即偿还上述1亿元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业务的承兑款，等票据到期后再偿还，还是用原抵押物鞍山信托公司的办公楼作抵押。

　　该1亿元汇票到期后，还是按期归还不了。由于收购鞍山信托后，资金紧张，应高天国要求，恒丰银行又重为安信信托(迁址更名了)做了为期半年的1亿元贴现业务。这笔到期后，上海国之杰公司代安信信托归还了1亿元票据承兑款。之后安信信托再没有在恒丰办理过此类业务。

　　据高天国供述，这1亿元商业承兑汇票业务，恒丰银行分别于2002年9月、2003年9月、2004年3月为鞍山信托办理过1亿元商业承兑汇票业务，分别于2004年9月、2005年4月为安信信托办理1亿元商业承兑汇票业务，国之杰公司于2005年12月19日转账1.0086867亿余元给安信信托，用于偿还安信信托在恒丰办理1亿元票据贴现业务拆借的资金，至此安信信托办理的1亿元承兑汇票贴现业务结束。

　　而高天国和恒丰银行的交情，这才刚刚开始。2005年底赵春英介绍高天国收购恒丰银行5000万股股权时，引荐高天国认识了时任恒丰银行董事长姜喜运，后来又介绍恒丰银行其他高管和一些部门及分行负责人给高天国，帮助高天国开拓业务，并在贷款及购买恒丰银行股权等方面提供便利。

　　贿赂案

　　2004年，鞍山信托迁往上海，改名安信信托。大约在2005年下半年，安信信托股改完成以前，赵春英到上海出差和曲玉春见面 ，可能是出于感激赵春英多年来的帮助，曲玉春提起安信信托股权要分置改革，有闲钱可以买些法人股，作为安信信托的法人代表，曲玉春表示对安信的发展前景还是有信心的。

　　曲玉春建议赵春英给姜喜运也捎着买点。还表示由她去找高天国，让高把国之杰公司持有的法人股卖些给赵春英。当时鞍山一些企业虽然也持有法人股，但这些企业都不卖了，能卖的都被高天国买了。股改过程中法人股比流通股便宜，听说高天国收购的最便宜的法人股每股大概五六毛钱，要买法人股只能找高天国。赵春英表示她和姜喜运每人想买100万股。

　　之后曲玉春向高天国汇报，没想到高天国不舍得卖这么多，觉得200万股股票占国之杰公司持有的安信信托股权比例较大并且升值以后的收益太多了，提出只能卖给每人50万股。并与赵春英约定购买价格为每股1元。

　　“我收购安信信托的目的是实拖控股，寻找合作伙伴重组。(当时)我的股权只占总股本的32%，没有形成绝对控股，分出去一点我对安信信托的控制风险就高一点，我从心里不想给他们。”高天国后来供述称。

　　数月后，此时安信信托股改已完成，赵春英到上海出差，和高天国见面商谈此事。至于是赵春英还是高天国提出来的赵姜两人不实际出资，等股票变现后扣除本金和利息，双方在案发后都推到了对方头上。

　　因法人股还在限售期，股票实际上一直由国之杰公司代持，没办理转让手续，也没签代持协议。

　　2006年12月份，安信信托和中信集团重组，安信信托股票停盘，至2007年1月复盘，复盘后安信信托的股票一直涨，涨到了24元左右。

　　2007年5月，赵春英和高天国通电话，赵提出把这100万股变现。高让赵去上海国之杰公司办手续。赵春英就联系了一位朋友，以这位朋友公司名义与高天国签订了有关转让股票的合同文书，并借朋友公司名义接收100万股安信信托股票的收益。

　　由于当时国之杰公司持有的安信信托股票还在限售期限内，按高天国的说法，赵春英提出按二级市场价格扣除买股票的100万本金和税款，由国之杰出资2300万元作为股票收益。

　　高天国称，赵春英在国之杰公司用电脑查当时股票收盘价是24元/股多点，让高天国把100多万元扣掉，打个整数给她，2300万元就是这么计算出来的。

　　转款时高天国有顾虑，国之杰公司是他管理控制几个公司的平台，不想让国之杰公司牵连在这件事中。2007年5月15日，高天国从其实际控制的上海国正公司转给国正公司股东上海康润置业公司(后公司变更名称为上海沅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300万元，再转款到赵春英指定的杭州萧山月子护理院银行账户。

　　高天国通过康润公司转账有两个目的，一是想让国正公司的股东上海康润公司知道这笔款不是他私自挪用，二是在月子护理院那里显示不出是其控制的公司转去的资金，达到掩盖2300万元来源的目的。

　　这笔2300万元后来一直挂在上海国正公司的应收账上，公司每年的审计报告上都有相关的记录，账上没法做平。

　　2007年7月曲玉春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