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周刊 特约 黄湘源

退市制度改革尚待落实，某些官媒已经迫不及待地期待IPO常态化再次加速。如果IPO常态化恢复而退市依然维持原有水平，则目前已经很严重的资源错配将更加难以解决。

“三高”发行卷土重来

IPO每年数百家的发行水平，与个位数的退市水平显然极其不对称。尽管近两年退市公司数量持续超过了10家，同时叠加已经发布了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司，与每年的新增公司数量相比也依然是微乎其微。这显然难以改变市场资源配置上的不平衡状态。

资源错配在我国资本市场的表现即圈钱。这一基本倾向至今未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而曾经备受诟病的“三高”发行，在注册制条件下非但不以为非，也被冠之了常态化的美名。募资方面，当前新股超募的现象尤其以科创板为甚，195家科创板公司中，有131家存在不同程度的超募现象。而如果蚂蚁集团的上市未被临时叫停，市场也将再次创造出一个超募的天文数字。观察公司的发行市盈率，百倍以上也是比比皆是。

而在发行价方面，即使创业板在推行注册制后人为地发生了从“高价发行”到“低价发行”的转变，也只是新股发行定价的失衡和新股上市后市场交易机制的失衡在交互的过程中发生共振的结果，不足以说明新股市场化发行在此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自动调节功能。在新股上市首五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停限制和此后的涨跌停限制放宽到20%的交易刺激下，发行价过低的新股一上市就不由分说地被爆炒一番，和行将失控的大比例超募如出一辙，非但不利于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反而容易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同时也不利于在投资者中更好地倡导价值投资和鼓励长期投资。

有进有出才能更好地提升公司质量

优化资源配置是资本市场的三大功能之一，但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却常常被赋予了带有太多功利性目的的特别任务。由此而造成的IPO过急扩容、过度超募和退市迟迟不到位的失衡则不仅大大增加了市场的负荷，也严重违背了市场的发展规律。从市场长远健康发展的目标出发，与其让无休止的新股扩容和超募融资行为竭泽而渔，并进而导致市场在资源严重错配条件下“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频频发生，不如顺应市场的发展规律，在把好注册制“入口关”的同时，保持“出口关”的通畅。有进有出才能更好地在总体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发挥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上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同时，有效地遏制市场的过度投机，才能更好地保护投资者权益。

退市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从来没有像当前这样得到从中央到相关责任部门都如此高度地重视。不过，在落实退市制度上，口头上的唱功哪怕表现得再出色，对于退市制度改革的推进也起不到一点的实际作用。更重要的是，对退市机制常态化远不如IPO常态化得到重视的情形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如果只有IPO的常态化而没有退市机制的常态化，那么中国股市目前这种重圈钱轻回报的局面不仅将难以改变，反而还有可能变本加厉地背弃优化资源配置功能，朝着同更好地回报投资者的宗旨相反的方向发展下去。在这方面，科创板和创业板在注册制条件下对退市机制的不同政策取向或许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明。科创板在试点注册制的过程中设置了组合性财务类退市指标，力求精准清除“僵尸企业”和“空壳公司”，这意味着即将退市的上市公司非但将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依靠卖房卖地和财政补贴等方式拼凑利润以扭亏保壳，而且一旦退市也就不再允许重新上市。但创业板在进入注册制改革的时候，却破天荒地又重新允许借壳上市，这在某种意义上既是为创业板存量公司借涨跌幅限制放大到20%的机会，打开了炒作其低价股的方便之门。深交所不遗余力地企图遏制这种投机性的低价股炒作，其稳定市场的动机固然不难理解，但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在贯彻落实中央深改委和国务院部署的过程中，应该认真吸取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退市改革的经验，注意总结退市监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完善退市规则，落实退市配套制度，纠正此前在退市实践中所曾经发生过的偏差，否则，不要说该退不退的顽症难以得到根本性的转变，从根本上防范低价股炒作恐怕也有可能不断地卷土重来。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本文提及个股仅做分析，不做投资建议。)

（本文发表于11月14日《红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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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红刊财经的财富号 2020-11-15 16:57） [点击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