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新基建的关注度在迅速提高。

融通基金权益投资总监、融通行业景气基金经邹曦早在2016年初就对新基建进行了明确定义，通过相关的投资实践，得到了很多研究成果。

摘自融通行业景气2015年年报

与市场普遍认识不同，邹曦一直认为，新基建的“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内容。

当前阶段，通过改革土地管理体制，加速推进中心城市化释放出来的巨大的土地红利，正是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

凡是有利于中心城市化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可称为新基建，而不必拘泥于投资领域等外在形式。

新基建“新”在内涵

而非外在形式

01 新基建的外在形式

从外在形式来看，当前阶段的新基建主要体现为新的投资领域和新的投融资机制。

新基建的投资领域主要包括三种类型：

- 促进消费的基建投资

- 新兴产业的基础设施

- 民生补课的基建投资

首先，轨道交通有利于人口聚集和城市化程度提升，精准扶贫能够降低贫富差距，这都能对消费有促进作用。

其次，特高压电网的建设能有效调度区域电力均衡，促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充电桩站的建设，能够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5G网络的建设，能够促进新一代物联网的发展；IDC等IaaS层面的建设能够促进云计算产业的发展。

第三，环保、地下管廊、海绵城市的建设，能够补足短板，改善民生。

新的投融资机制也是新基建的重要内容，如PPP、专项建设债等，中长期将有助于投融资效率的提升。

02 新基建的本质内涵

林毅夫教授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发挥一个国家在特定阶段的比较优势。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总结出新基建的本质内涵，可将之概括为：逆经济周期短期不经济，顺产业周期长期经济。

回顾历史，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短期来看都是逆经济周期的需求端政策，经济性较差；但是长期来看如果能够顺应产业周期的发展趋势，从供给端提升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其经济性就会很好。

1999年-2000年第一次大规模的“铁公基”建设，已经充分证明其成功。短期利用率不高不够经济，但是长期来看有利于发挥当时中国最主要的比较优势——劳动力红利，因此顺应了产业周期，提升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在当时的历史阶段，为外向型经济提供支持的高速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毫无疑问可以称为新基建。

而其后十年左右，第二次大规模基建投资没有顺应产业周期，造成严重的过剩产能问题。

历史的轮回转到了现在，为应对逆全球化和新冠疫情的外在冲击，中国有必要启动较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概念的提出恰恰体现了全社会对于过往基建投资经济性的反思与总结。

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新基建具有兼顾逆周期调节和提升长期增长潜力的作用，而长期是否顺应产业趋势的评判标准，在于能否发挥当时历史阶段的比较优势。由此亦可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新基建的内涵导出的外在形式是有所不同的。

03 新基建的实践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顺应长期产业趋势的新基建？

我们认为，新基建的实践，应当抓住新基建的本质内涵，尊重历史，与时俱进，以此为出发点界定其外在形式。

“新”的要点在于新的本质内涵，而非新的外在形式。应当认识到，新基建不仅限于新兴产业相关的基础设施，摆布适当的“铁公基”建设，同样属于新基建的范畴，否则就容易陷入“刻舟求剑”的误区。

为此，有必要深入辨析中国当前阶段的比较优势。

中心城市化释放土地红利

是当前的比较优势

中心城市化已经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模式。大力发展具有强大的产业积聚和消费升级效应的中心城市，有助于提升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同时将释放出巨大的土地红利，形成中国当前阶段最主要的比较优势。

01 中心城市化的布局模式

借鉴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和模式，可以推断中国将形成人口密集的众多中心城市。

中国中心城市化的布局模式将结合美国和日本的特点。中国国土面积大，因此城市化布局将类似于美国，将形成众多中心城市，而不是仅仅限于北、上、广深三大都市圈；中国人口密度较大，因此中心城市的人口聚集程度将类似于日本。

未来中心城市将聚集中国40%以上的人口，中心城市的布局和人口聚集程度将对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形态，包括交通、居住、服务业态等产生重大影响。

02 中心城市化的抓手

从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发展的过程来看，中心城市化应当立足于实现中低端收入人群的深度城市化。

要提升中低端收入人群的深度城市化，一方面需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另一方面需要有效降低生活成本尤其是居住成本。

城市经济的发展，核心在于土地供应。

我们通过政府出台的相关文件可以看到，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在有效推进。

我们认为，依托中心城市化进程改革土地管理体制，将释放出巨大的土地红利，为中心城市的发展提供持续的资源支持。

首先，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有助于改善土地供需结构的错配，实现充分的城市化。

通过跨省耕地置换、深度挖潜存量建设用地、加大经济发达地区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权限等改革措施，将有助于这些问题的改善，推动中心城市化的加速实现。

其次，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有助于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财产性收入，提升“人的城市化”。

一方面，增加中心城市的土地供应，可以有效控制房价处于合理水平，降低生活成本，有利于中低收入人群在中心城市定居；

另一方面，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定居过程中，其原本拥有的土地资产通过合理机制转换为有关的资产，将降低中低收入人群在中心城市定居的门槛。

通过改革土地管理体制加速推进中心城市化而释放出的土地红利，其体量足以保证中国经济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中速增长。毫无疑问，这就是中国当前阶段最主要的比较优势。

中心城市化 是新基建的总纲

无论何种形式的基础设施建设，只要有利于中心城市化，有利于释放土地红利，就是当之无愧的新基建，而且是新基建的总纲！

基于中国实现中心城市化的布局模式和核心抓手，我们认为值得重点关注以下内容：

首先，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建设。

其次，大力发展安居房建设。

第三，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环保等民生工程。

在进行中心城市化相关的基础设施规划时，必须充分考虑制造业、建筑业和生活服务业等劳动力密集行业就业人口安家落户的需求，否则就不具有可持续性。

以此为标准进行新基建而实现的中心城市化，完全能够对高端制造业和消费产业的发展产生有效的促进作用。

一方面，工程师更加便宜，从而提升高端制造业的产业竞争力；

另一方面，中心城市化的有效推进，对于释放消费潜力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新基建推进过程中，既不要迷惑于新兴产业的外在形式，而忽略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的制约，从而形成“新”的资源浪费；又不要拘泥于“老基建”的阴影，错过难得的发展机遇。

只要牢牢把握住中心城市化这个总纲，以此为主要评判标准大力推动新基建投资，相信一定可以达到“穿老鞋，走新路”效果，为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奠定扎实的基础！

总监掌舵 布局基建龙头

融通行业景气

（来源：融通基金的财富号 2020-03-25 16:20） [点击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