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来，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疫情呈现扩散状态，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疫情的最新发展和各地区的分布情况。疫情的发源地是武汉，疫情自然是最严峻的，其次就是湖北省除武汉以外的其他区域，可见，疫情与人员流动的密度相关性较大。

那么，是否可以从已公布的确诊和疑似病例数量的区域分布情况，倒推全国各地的人口流动性差异与经济发展特征呢？

官方统计上的中国流动人口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0年的人口数据：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住人口8484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706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5162万人，减少1239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60.60%，比上年末提高1.02个百分点。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即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2.80亿人，比上年末减少613万人；其中流动人口2.36亿人，比上年末减少515万人。

上面的数据反映了人口变化的三大趋势：一是城镇化进程还在持续，但速度放缓了；二是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在减少，说明随着落户政策的放宽，外出人口在异地定居的越来越多；三是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减少，这一趋势是从2015年开始的，今年则大幅减少500多万，肯定与户籍制度有关。

虽然未来流动人口数量还会大幅下降，但毕竟目前的规模仍非常庞大，有2.36亿人。如下是我从网络上获得的图表，应该不是最新数据，但也反映出流动人口多的城市集中在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如上海、广州、深圳、北京等超大城市。

2018年我国流动人口（万）规模排前30大城市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不过，国际上并没有“流动人口”这一说法，我国国家统计局只是从人户分离及分离的行踪区划角度来定义流动人口，与人口的流动特性关系不够紧密。通常意义上讲，流动人口包括寄居人口、暂住人口、旅客登记人口和在途人口。在建筑、运输等部门做临时工的外地民工，进城经商、办企业、就学或从事各种第三产业劳动的外地人口、探亲访友人员、来自外地参加各种会议、展览、购货、旅游的人员，都构成了流动人口。

在现实生活中，大家所谈及的某城市的流动人口数量，通常是指该城市除去常住人口之外的城市人口，如探亲访友、参会、商务活动、展览、购物、旅游等人员。这方面数据的获得，往往通过当地的公安部门（户籍警），例如，上海整个城市日常的存量加流入人口大约在3100万左右，扣除近2500万的常住人口，在沪流动人口数量在600万人左右。

不过，这种统计方法也存在一定缺陷，即没法统计当地常住人口中流出人口的数量是多少，而一个城市的人口流动是双向的，既有流入，也有流出。一般而言，一个城市的人口流动性可用如下公式来表示：

人口流动性=（日均流入人口+日均流出人口）/常住人口

流入人口主导的人口流动性越高，大多表明这座城市的社会和经济越有活力，城市比较发达，具有集聚人口的效应；流出人口主导的人口流动性越高，表明该城市可能存在资源相对匮乏等劣势，人口习惯外流。

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各种相关数据来管窥我国各大城市的人口流动性与发展模式。正逢当前疫情扩散期，可以作为一个观察窗口。

基于百度地图发现人口流动与疫情之间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目前各地的确诊和疑似病例人数每日进行及时更新，这给我们做相关性分析提供了数据。由于本次疫情的发源地在武汉，故在疫情发散期间，各地来自武汉的人员数量越多，被感染的人数相对而言越多。

基于百度地图的人口流动数据及武汉的春运数据，做图表如下：

来源：百度地图，交通部公布数据，中泰证券研究所

该图表是根据2020年1月1日-1月27日武汉流出500万人进行估算的，例如，武汉流向孝感的人数最多，为63万人，确诊病例数量为541人；黄冈第二，为60万人，确诊病例数量为573人。

总体来看，流出和确诊病例数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不过，使用百度地图的人数毕竟有限，比如，适用于自驾游，或者近距离出行（使用高德地图等其它导航工具的也为数不少），所以，那些不用百度地图的，或者长途出行通过其它交通工具的，就无法纳入统计。

就常识而言，离武汉越近的地区，越容易受到疫情冲击，如孝感、鄂州、黄冈、荆州等地，此外，人口流动性高的地区也会受到较大影响。

为何温州确诊病例奇高：

基于人口流动性的解释

剔除湖北这一疫情高发地区，对截止1月30日我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多的前30个城市进行排序，可发现确诊病例最多的城市是温州，之后分别是重庆、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量排名前30城市（截止2020年1月30日）

来源：各地卫健委公布数据，中泰证券研究所

北上广深四大城市确诊病例靠前，较为容易理解，毕竟流动人口的数量也是居全国前列，但是，温州为何会排第一呢？从温州的常住人口看，2018年为925万人，户籍人口为828万人。如此看来，温州的常住流动人口数量并不大，不足100万人。然而，温州确诊病例的数量是北京的两倍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温州人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只有鸟飞不到的地方，没有温州人到不了的地方。2006年，我去新疆喀什旅游，发现那边的温州商会规模很大，回沪后我写了一篇文章——《跟着温州人赚钱》。温州人不仅遍布全国各地务工和经商，在海外的人口规模也很大。有数据显示，温州共有68.89万海外华侨，是浙江省海外华侨最多的地区。据悉，温州人在全球和国内经商的人就超过200万。

温州当地自然资源比较贫瘠，人口密度是全国平均的5.5倍，这也是农业经济社会时期他们选择外出务工和经商的原因。当然，后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温州的民间资本也大量投资于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温州的GDP在全国排名大约在35名左右。而且，温州人在温州之外的产业规模也非常可观。

与温州外出赚钱模式相类似的是台州，它也属于自然资源比较贫瘠，外出人员较多的地区。这些年来，台州经济的发展很快，GDP在全国排名在40余名。这次疫情中，台州确诊患者的人数在全国排在第8位，仅次于杭州。

省一级疫情确诊人数排序与经济活跃度之间关系

从前30位排序看，河南、江西、湖南、安徽等与湖北均属中部地区，武汉作为九省通衢的城市，与这些临近省份的地域关系比较密切，疫情比较严重，容易解释。但浙江分别有五座城市（温州、台州、杭州、宁波和金华）的疫情比较严重，这与浙江人口的流动性较大有关。

2018年末，浙江常住人口为5737万人，与2017年末常住人口5657万人相比，增加80多万人，新增人口数量仅次于广东。而广东的常住人口几乎是浙江的两倍（11346万人）。截至2020年1月30日，浙江的确诊病例为537例，而广东为436例。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用其他数据来佐证浙江经济的流动性和活跃度在全国领先，甚至经济增长质量也是如此。如浙江的GDP排名第四，但沪深两地的股票年交易总额的排名中，浙江超过GDP排名前三的广东（剔除深圳）、江苏和山东。从上市公司质量看，不难发现，浙江优秀上市公司（各类媒体的公开评选结果）数量也是领先的。从财政收入/GDP这个数据看，浙江同样处于各省前列。

在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的排序中，西部地区的重庆和成都分别排第二和第九，这又如何解释呢？四川和重庆都是劳动力输出省份，尤其是重庆，虽然它是直辖市，但它更像一个省——农业人口比重较大，城镇化率只有65%。因此，重庆疫情在湖北之外地区排名第二，与务工人员返乡有关。例如，重庆下辖的万州和开州这两个区是外出务工人员最多的两个区，恰巧确诊人数也分列重庆市下辖各区的第一和第二。

在我国的四个直辖市中，唯有天津的新冠肺炎患者人数较少，迄今确诊人数为32人，这或许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天津的人口流动性相对较弱。人口流动性又与经济活力有一定相关性，过去，天津的GDP统计数据出现明显高估，且人均GDP曾经位列全国第一，2017年后开始挤水分，从最近两年的财政收入看，天津也明显偏低。

细看一下几个经济大省下辖城市的确诊人数排名，也可以反映这些省份下辖城市人口流动性的大小。如山东省内确诊人数最多的临沂，其次是青岛，省会城市济南只排名第五，这是否说明临沂的人口流动性较大？

又如，福建在此次疫情扩散中，受影响不算大，但下辖城市的确诊人数排序有点意思：截止1月30日，莆田的确诊人数排名，与省内经济体量最大的泉州并列第二，说明莆田的人口往外流动性还比较大的，尽管莆田在全省的GDP只排在第七，仅高于宁德和南平，但莆田在外省市的经商人数较多。

迄今为止，此次疫情所产生的数据量还是有限，上述所作的数据相关性分析可能存在偏颇之处。但通过这些有限的数据，还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思考疫情该如何控制；思考疫情确诊人数与人口流动性之间的关系，人口流动性与市场经济发达度的关系；思考中国经济的活力在哪里，如何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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