琢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功”制药企业的发展路径不难发现，他们能有今天的成就，既与企业决策者和管理团队的努力奋斗密不可分，同时也离不开时代的进程。这些企业的成功或许很难复制，但也能给行业一些启示。

上世纪90年代，全国掀起了一股体制内辞职下海潮。据人社部数据显示，仅1992年就有超过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而从其他体制内机构（国企、研究院）下海的人员更不计其数。

医药行业这样的例子亦比比皆是：临近花甲之年从军事医学研究所走出的娄丹于1993年创立了三生制药；从齐鲁大地走出的高校生物教师刘殿波在1994年创立了绿叶制药；从连云港市延安中学走出的化学教师钟慧娟女士在1995年创立豪森药业。

三生制药：两代人撑起26年家业

三生制药创立于1993年，创始人娄丹曾是国家医药评审委员，并在沈后军事医学研究所工作了30余年。创立三生制药时，他已接近退休年龄（58岁）；公司创立的第3年，其子娄竞博士回归家族事业，担任研发主管。

娄竞负责开发了该公司2款核心产品——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和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rhTPO）注射液。娄竞是科班出身，且曾在美国NIH做过博士后。在他的带领下，三生制药在2007年以“中国安进”的身份在美国纳斯达克IPO，顺利地实现了代际传承。

2013年6月，三生制药完成美股私有化，娄竞带着3.4亿美元的市值从纳斯达克退市。2年后，娄竞带着三生制药再次冲击资本市场。2015年6月，三生制药宣布在港完成IPO，共募集55亿港元。同年三生制药斥资39亿元增持中信国健股份并成为最大股东，中信国健更名为“三生国健”。

2019年10月，三生国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递交了科创板的上市申请，拟在科创板募资31.83亿元。经过前后6次的增持，三生制药通过下属企业合计控制三生国健97.78%的股份的表决权，并成为间接控制发行人。三生制药将再次踏上资本市场的征程。

2018年，三生制药营收和净利润纷纷创新高，分别增长22.7%和36.5%。在2018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榜单上，三生制药排名第58位，是自2015年以来上升速度最快的药企。作为国内促血红素产品的领军企业，三生的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系列产品在2019年上半年占到国内重组人促血红素产品市场份额的近半壁江山。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两代人的推动，三生制药顺利地完成代际传承，并成为一家集研发、生产与销售于一体的生物制药企业。相比于其他依赖外部投资基金成长的新兴药企，三生制药在现金流储备、管理团队、销售渠道、政商资源等方面显然更具优势。

绿叶制药：一步一个脚印地国际化

1994年6月，刘殿波、杨荣兵、袁会先这3位年仅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以自有资产10万元起步，创建了绿叶制药，刘殿波以创始人身份担任董事长兼总裁。25年转瞬即逝，杨荣兵与袁会先目前仍然在该公司担任要职。

2019年3月，绿叶制药以505b(2)的形式向FDA递交了利培酮微球注射剂Rykindo（LY03004）的新药上市申请（NDA），仅比石药集团的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片晚了20来天，成为中国药企向FDA递交的第二个NDA。如今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片已经获得FDA批准上市，按照PDUFA，Rykindo也有望在近期获批。且在12月26日，绿叶制药向FDA递交了另一款中枢神经新药LY03005的NDA。

在绿叶制药集团战略发展及业务拓展副总裁姜华看来，绿叶制药走向国际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创新和国际化两条主线稳步推进的成果。姜华于1998年加入绿叶制药并服务至今，常年奔波于全球各地出差的她，也见证了绿叶制药在国际化道路上的成果。

2004年5月，绿叶制药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8年后，在鼎晖、中信产业基金及新天域3大PE等协助下，绿叶制药完成私有化，从新加坡退市。2014年7月，绿叶制药再次登陆资本市场，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2016年，绿叶制药收购瑞士制药集团Acino旗下的透皮释药业务，2018年又收购阿斯利康的中枢神经产品思瑞康（富马酸喹硫平）及其缓释片在全球51个国家和地区的业务，通过两次大规模并购，绿叶制药完善了海外市场销售网络，使其国际市场触角遍及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 此外，绿叶制药还先后与多家前沿的国际生物技术公司ABPRO、Excel Biopharm、Elpis Biopharm、PharmaMar等达成战略合作，共同开发新型双特异性抗体、用于下一代肿瘤免疫疗法的治疗型抗体、CAR-T疗法、小细胞肺癌创新药Lurbinectedin等项目。

2019年12月初，绿叶制药宣布收购山东博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98%股权，获得了后者的全部抗体药管线项目、专利等知识产权以及抗体筛选平台、抗体生产平台等资产，加码生物制品开发。

绿叶制药2018年销售额实现35.6%的强劲增长，达到51.73亿元人民币。绿叶制药创始人刘殿波还曾在多个场合透露了该公司的小目标—— 即“在2025年跻身全球制药公司前50强”。

豪森制药：“由仿到创”的蜕变

今年6月14日，港交所迎来年内重磅药企——翰森制药（下称“豪森药业”）。这家药企背后的实控人是24年前下海经商的女教师钟慧娟。在豪森IPO之前的报道中，钟慧娟更多是以孙飘扬妻子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作为豪森药业实控人，钟慧娟是带领豪森成为医药行业黑马的关键角色。

历史追溯至1995年7月的港城，伴随着创业热潮，豪森药业始立。在药厂刚起步之时，钟慧娟就提出对传统产品进行剂型改进，或者对国外已过专利保护期的品种进行仿制，先走“仿创结合”的道路，再逐步向“自主创新”转变。

迄今豪森获批上市的仿制药多达几十种，并贡献了豪森营业收入的绝大部分。豪森从2002年决定研发创新药，并在上海和连云港建立了研发中心。仅在今年，豪森就收获了2款新药聚乙二醇洛塞那肽和甲磺酸氟马替尼的上市批文。

今年4月，豪森递交了针对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 EGFR T790耐药突变的三代酪氨酸酶抑制剂HS-10296（甲磺酸奥美替尼）的有条件上市申请，被纳入优先审评审批中，上市在即。从仿制到创新，豪森药业已发展成为在中国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少数几家研发驱动型制药企业之一。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中国经济带来了诸多机遇。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我国“”的吸引，越来越多与生命科学背景相关的科学家和科研人员，揣着振兴祖国的情怀和创业精神，创立或加盟国内新药开发公司。

药明康德：多元化发展的CRO

药明康德并非最早起家的CRO，却一举成为全球TOP3的新药研发外包公司，且在业内收到了极高的评价。多数人认为，药明康德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创始人李革博士的个人魅力和远见。2000年12月，李革创立药明康德。7年过后，药明康德在纽交所IPO融资1.85亿美元，成为第一家从本土走向国际资本市场的CRO公司。

2008年，药明康德斥资近1.6亿美元收购美国AppTec公司，布局生物药及医疗器械领域。药明康德将跨国药企交付的项目超预期地完成，换得了外国客户的信任，实现了中国新药服务的国际化突围。

2008年底，受次贷危机影响，药明康德关停了位于美国的生物制剂制造部分，并决定卖身全球临床前CRO头部企业查尔斯河实验室（CRL）。2010年4月，CRL宣布斥资16亿美元收购药明康德。这项交易最终未能达成，CRL主动放弃了这笔交易，并向药明康德支付了3000万美元的分手费。不少人认为，药明康德腾飞的转折点，这笔巨额赔偿功不可没。

随着制造业服务在2010年前后迅速增长，由于踩过因监管不严而造成服务质量下降的坑，药明康德加强了在风险控制上的投资，打造了“滴水不漏”的内部监控体系，在国内CRO行业中率先建立了标准化流程。

2015年，药明康德利用资本运作完成私有化，并将资产业务“一拆三”：药明康德、药明生物和合全药业。同年，合全药业在新三板挂牌（注：已摘牌）；2017年，药明生物在香港上市；2018年，药明康德创造了A股和港股两地上市的奇迹，市值超千亿元。与此同时，药明康德还成立了产业投资基金，专注于投资生命科学领域的初创企业。

还有人认为，药明康德的成功与其在公共宣传（PR）方面的投入密不可分，其口号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药”。在所有CRO企业中，药明康德是第一家建立微信公众号矩阵、媒体运营团队的企业，既能为自身PR，还能为客户的项目PR，一箭双雕。

百济神州：投资人加科学家的最佳拍档

纵观国际CRO巨头的成长史，其发展中或多或少都介入到了新药研发中，CRO企业直接介入新药研发未必是明智之举，但是从CRO走出的创业者并不少。

关于百济神州的创立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王晓东院士和欧雷强先生的相遇。据媒体报道，欧雷强、王晓东两人于2010年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朋友聚会上偶遇，相谈甚欢，决定要一起来做个中国的“基因泰克”。

在此之前，连续创业的欧雷强刚刚将其创立仅4年的CRO公司保诺科技以7700万美元卖给了美国著名CRO企业PPD。2011年初，百济神州诞生。百济神州的早期团队多是来自保诺科技的原班人马以及王晓东的学生。

擅长商业化运作的欧雷强与擅于科学研究的王晓东博士可谓是“最佳拍档”。在高瓴资本多次加持的助力下，百济神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关。2013年，百济神州将自主开发的第二代BRAF抑制剂BGB-283的全球合作协议许可给默克雪兰诺。

百济神州于2016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2018年在港交所成功上市，是首个在美股和港股同时上市的中国生物医药公司。2019年11月，国际制药巨头安进以27亿美元收购百济神州20.5%的股份，同月由百济神州开发的BTK抑制剂赞布替尼获得FDA批准，并进入美国市场。

随着百济神州这种从CRO进化到做药模式的成功，业内也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效仿者。比如从中美冠科走出的康方生物团队、余国良率领的Apollomics Pharmaceuticals团队，部分高管来自保诺、今年10月向港交所递交IPO的诺诚健华团队。

信达生物：创始人的巨大号召力，将资源整合做到极致

虽与百济神州创立于同一年，但信达生物的创业条件似乎更艰苦一些。创立之初，信达生物通过A轮融资获得500万美元的启动融资。在2015年12月之前，信达生物共递交了3个生物类似药的IND申请：利妥昔单抗类似药、阿达木单抗类似药、贝伐珠单抗类似药；一共进行3轮融资总额不到2亿美元。

创业之初，创始人俞德超博士经常出现在各种行业大会上，为生物制品产业的前景科普，极大地教育了当时对生物药认知基本处于空白的投资人；俞德超同时也是备受政府和媒体追捧的企业家，成为业内家喻户晓的“网红”人物。正是因为俞德超台前幕后的强大号召力，使得“白手起家”的信达生物获得了八方资源。

2015年是信达生物的“幸运年”，信达生物与礼来签署了合作，并在同年递交了PD-1的IND申请，短短3年后，这款PD-1就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并在2019年进入国家医保目录，既创造了中国新药开发的速度，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从获批上市到进入医保目录最快的品种。

资源整合是信达生物成长起来不可忽视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据公开资料记载，信达人在最艰苦的时候把“借”字发挥到了极致：没有实验室，就借用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区（BioBAY）的公共实验平台做实验；定制的仪器设备还没做好，就缠着供应商去租借现有的样品；借来的办公室太小甚至放不下一个存放试剂的冰箱，就借用临近公司的冰箱中腾出来的一小块地方……

上市之后，没有那么大的融资诉求，俞德超也渐渐淡出公众视野，而是将精力聚焦在企业经营方面。随着信达生物的发展壮大，俞德超在信达的股份并不算多，但是他常年连轴转的工作节奏，早已把信达当成了自己的亲孩子，是投资者眼里非常难寻的“职业经理人”。

除了在产品规划上踏准了节奏，信达生物还拥有非常好的政府和媒体关系。信达生物内部员数量在创新药企业中居前列，学习爱国热情高涨，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的报道络绎不绝。有人说信达生物的创业信仰是一般公司难以企及的，它在2011年就将“开发出老百姓用得起的高质量生物药”作为立家之本和创业初心，并正在一步步兑现其承诺。

总的来说，加入WTO给我国制药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除了上述案例，还有一些企业是创立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比如博瑞医药的创始人袁建栋博士也在2001年前后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工作回国打拼；鲁先平博士在2001年创立了微芯生物；丁列明博士在2003年创立了贝达药业，徐霆博士在2008年创立了康宁杰瑞，杨大俊博士在2009年创立了亚盛医药……

在2015年之前，药企从申报IND到拿到临床批件的时间平均需要2年以上。随着药审改革的启动，这一时间被不断缩短：18个月、12个月、6个月到如今的60个工作日临床默许制。

审评审批速度的加快，不仅利好我国创新药的开发，也吸引了大量境外中小型创新药企业来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以再鼎医药、基石药业等为代表的“license-in”模式在资本的加码下，高举高打，抢占了商业运作的先机。

再鼎医药：国内医药BD的标杆

再鼎医药不是国内第一家从海外引进项目的药企，但是将“引进”作为一种核心商业模式，并做到极致的成功典范，非再鼎医药莫属。

再鼎医药创立于2014年年底，创始人杜莹博士是生物医药行业的“一姐”。在再鼎医药创立的次年，原CFDA推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加速药物审批流程，给境外新药来华创造了充分机会。在此政策的促进之下，大量私有资本涌入生物技术产业。

2017年9月，再鼎医药成功在美国纳斯达克IPO，募集资金1.725亿美元，如此快的上市速度受到国内外生物医药行业的广泛关注。

再鼎医药如此快速地上市与其商业模式密切相关，其采取的是在中国和亚太地区比较流行的VIC模式（VC IP CRO）， 即知识产权、研发外包服务、风险投资相结合，是一种“轻资产重智力”的商业运作模式，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创新药产品线。

借助这种“license-in”的模式，再鼎医药快速地搭建了超过15个候选药物，开展了20余项临床试验，并实现了PARP抑制剂尼拉帕利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大陆的上市，以及肿瘤电场治疗在香港的上市。

12月27日，国家药监局附条件批准尼拉帕利上市，用于复发性上皮性卵巢癌、输卵管癌或原发性腹膜癌成人患者在含铂化疗达到完全缓解或部分缓解后的维持治疗，尼拉帕利成为继奥拉帕利之后在中国大陆获批上市的第2款PARP抑制剂，在产品开发进程上弯道超过了国内部分自主开发PARP抑制剂的项目。

“license-in”模式不仅加快药企建立产品管线的速度，还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参与。第一个“吃螃蟹”者利用这种模式快速搭建产品管线并推向市场获得现金流以及资本的青睐，而后借助这些资金开展“引进 自研”的双轨模式，实现“由引到创”的突破，不失为一种“捷径”。

与此同时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成功的企业离不开创新，业务可以复制，管线可以复制，模式可以复制，唯有创新不可复制。

在竞争空前激烈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力是制约企业生存和发展诸因素中的核心因素。如果后来者完全效仿“再鼎模式”，完全靠引进，技术壁垒相对较低，同时随着引进项目价格的“水涨船高”，成本不断飙升，致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基石药业：3年实现IPO的奇迹

如果说再鼎医药的成功受益于药审改革的制度红利，基石药业仅用3年的时间就做到了在港交所上市，算是政策和资本红利下的一个极致案例。

据基石药业官网对外口径：基石药业于2016年3月开始A-1系列至A-3轮融资过程，融资总额为1.5亿美元；同年4月在苏州注册成立；2017年10月，核心产品PD-L1单抗药物CS1001的I期临床试验在中国启动并完成首例患者给药；2018年5月，完成2.62亿美元B轮融资，是当时中国生物医药领域B轮最大规模融资；同年11月，基石药业向港交所递交IPO申请书；并于2019年2月在港交所上市。

无论是A轮融资还是B轮融资，基石药业皆是当时国内新药研发初创企业融资规模最大的案例，甚至被称作是“开创主动型投资新药研发先河的医药企业”。

对于一家创新药企业CEO而言，四处路演寻求融资是其工作的大部分。而如果有一家企业，可以省去CEO融资的烦恼，将精力聚焦在产品开发和企业运营方面，不失为一种出奇制胜的做法。

基石药业的诞生就是基于此考虑的。其CEO江宁军博士是在A轮融资落地后加盟基石药业的，他也曾在公开场合透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加盟基石药业能够让他全身心投入到产品开发和企业运营方面，无需像其他创业企业为了四处融资耗费大量心血。

含着“金汤匙”出身的基石药业，借力于资本，在3年间乘风而上，迅速成长为一个不容小觑的实力玩家：一条15个候选药物的高度聚焦的管线，10个临床阶段产品，20多项临床试验如火如荼展开。

除了自主研发，基石药业在2018年6月，获得Agios及Blueprint在大中华地区开发及商业化其王牌产品或产品候选药物的独家许可；2019年5月，基石药业与Numab Therapeutics AG宣布达成独家合作及授权协议，推进ND021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韩国和新加坡的开发及商业化。

随着基石药业在资本市场的模式成功，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开始试水“主动型投资”，比如A轮融资打破基石药业记录腾盛博药（A轮融资2.6亿美元的），投资方来自ARCH Venture Partners，通和毓承，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等。

展望

2020年的钟声已经敲响，未来已来。离2015年的那场药审改革还不到5年，离港交所生物科技公司IPO新政启动还不到2年，离科创板着陆还不到1年。未来又有哪些先见者，能够登上新时代的客船，成为改革的弄潮儿呢？相信还有一大波优秀的企业将在未来5年、10年、20年内涌现，在此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