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了翻舆论。

有的人关注财阀势力对演艺圈的强暴；

有的人关注网络暴力对人的伤害；

更多的人在关注抑郁症，呼吁人们对抑郁症多一些宽容理解，而看到一句“当你开始死去，全世界突然爱你”刷屏，君临反倒有点细思极恐。

这一句看似鸡汤正能量的句子背后，实则为一种险毒的恶。

1903年，17岁的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学生藤村操，父为银行社长，家庭殷实，前途无量，在日光的华岩瀑布旁留下辞世词后自杀，震撼整个日本社会。

在辞世词的结尾，他这样写到：

“最大的悲观，竟等于最大的乐观”

樱花凋零却凄美，正如日本人的生死观，美学上，主要是透过无常的景物，来表达内心深处的哀伤和幽情。

这种物哀哲学，在资源贫瘠、环境恶劣的岛国岛民文化中特别突出。

巍巍华夏的先祖们，从诗歌到小说，从戏曲到演艺，有的都是波澜壮阔的征服，苍茫大地的博大，中流击水的豪迈，天下己任的担当，少有这种“物哀”气。

现在的物哀风气，与其说是文化侵袭，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快速变化，不确定增加的现代病。

过去的人们对抑郁的认识不足，而如今的人们动不动就焦虑、抑郁，很难说这到底是一种心理，还是一种生理上的特质，又或许是上帝对人类的诅咒。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当抑郁症越来越受到关注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自大的人类想摆脱这种诅咒，治愈抑郁，逐渐成为大生意。

1

抑郁症状(depression) 为心境障碍的一种临床症状。

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思维迟缓、认知功能损害、意志活动减退和躯体症状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类心境障碍。

科学昌明的今天，抑郁症仍然被认为病因不清、致病因素复杂、发病机制不详。

一直是神经科学领域的一个难题。

科学家们仍然在遗传和后天因素共同作用的蛛网中摸爬滚打。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流行病学调查发现，生活在北半球高纬度地区的人抑郁症发病率更高，且与季节变换有很强的相关性。

例如北欧，自杀率居高不下。

高纬度地区有个特征，光照较少。

有意思的是，光照时间不仅受到季节、纬度的影响，也和环境气候及空气污染物密切相关。

比如中东地区，年降水量极低，土地沙化，每当四海的东风登陆，沙尘遮天蔽日，而当地的医疗记录显示，风力越大，刮得越久，人们的心理问题和自杀尝试都会随之增多。

摊开世卫组织的世界抑郁症地图，清楚的显示了高纬度地区和中东地区的抑郁高发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非洲也是抑郁症的高发区。

社会学家发现，社会的战乱和冲突助长了抑郁症的滋生，这一点也符合非洲和中东，典型如阿富汗的现实。

与此同时，一个国家的宏观或者环境因素和抑郁症有着密切的联系：高失业率、低收入和高收入不平等的国家有着更高的抑郁症患病率。

当然，以上只是科学研究的一些极小的片段，要摸清抑郁因果，谈何容易。

总之，现在的科学家们认为抑郁症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生理-心理-社会”疾病。

发病与性别、年龄、种族、婚姻、社会环境、经济状况、文化程度、生活事件和应激等因素有关。

2

自古以来，中国人发现了抑郁之症，但并不理解抑郁。

心情压抑、情绪低落，不愿意参与社交活动一般只被认为是个人的性格、自制力或是自我调节能力差而产生的情绪问题。

即使出现失眠、头痛等躯体症状，普通老百姓很难将这一症状与抑郁症相联系。

建国后，这一问题甚至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路线问题。

改革开放前，“神经衰弱”在中国临床诊断中处于核心位置。

80年代，一位美国学者通过对湖南大型医院精神科的诊断记录研究发现，在门诊患者中，医生给出的最常见的诊断是“神经衰弱”。

但这些病例，如果按照美国的《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三版的诊断标准，有70%以上的患者可以诊断为“抑郁症”。

这位学者用文化差异解释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文化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使患者易受歧视。

那么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会避免使用带有精神病意义的抑郁症名称，从而将注意力集中到躯体上的感受，即失眠、头疼、健忘、虚弱等症状。

于是，在西方语境中被诊断为精神疾病（抑郁症），在中国文化中却被认为是神经官能方面的紊乱（神经衰弱）。

文化的冲突，美国学者判断不错。

但冲突的原因并不在于传统和现代，而在于意识形态的站队。

实际上，中国对疾病的分类，源于建国后“一边倒”向老大哥，受苏联标准的影响。

在苏联标准中，神经衰弱症、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三者并重；

而且，在实际诊断中，神经衰弱的诊断标准采用一种类似“垃圾筐”似的诊断。

当无法被确认为癔症、强迫、焦虑等疾病时，就会被诊断为神经衰弱，这样许多完全不同的精神疾患都被贴上了这个无处不在的“万能”标签。

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英美等国家的建交并逐渐融入世界。

中国的精神病专家开始摆脱苏联式疾病分类的影响，代之以强调抑郁的西方观点。

3

20世纪后期的西方精神病学界，逐渐形成了一套能被学界和临床同时使用的精神疾病诊断标准。

在这一标准中，医学界对抑郁症的诊断回归到症状本身，搁置疾病形成的过程、持续时间的长短以及致病的背景因素。

标准形成共识的背后，是世卫组织对健康定义的转变。

从强调良好的个人习惯，转变为强调社会状况的保障作用。

不健康状态的归因也从具体个人转向社会标准。

这就意味着——抑郁症患者致病原因中的个人责任被免除。

当然，学界和临床虽然统一了思想，但民间仍然是“咋不能忍一忍”、“为何如此软弱”占据主流。

2003年，纵身一跃的哥哥，让中文世界开始大量关注和重视抑郁症 | 来源：《春光乍泄》

往内寻找到外在影响，这种颠覆式的认知转变，源于科学研究开始对精神疾病的生物学原理进行了揭示。

比如说光照影响到抑郁甚至自杀行为——北欧的例子。

虽然生理机制还不是很明确，但已有的研究已经集中到几个关键点——血清素、褪黑素。

目前几种主要的致郁生理因素假设 | 来源：东方财富证券整理

血清素，又称 5-羟色胺，是人类情绪调节中至关重要的一种神经递质。

目前主流的抗抑郁药物，作用机制就是通过抑制突触间血清素再回收的过程，来改变这种神经递质的浓度。

褪黑素是大脑松果体分泌的一种激素，调节人类的昼夜节律。

褪黑素的分泌活动对光照有着高度敏感性。在黑暗环境中，褪黑素分泌量迅速增加，人会感觉到疲劳、困倦、欲睡，而强光照射则可以有效抑制褪黑素的分泌。

可能的假设是，光照通过对人睡眠、昼夜节律产生影响，干扰到了血清素和褪黑素代谢的过程，进而造成人体内平衡的紊乱，最终出现抑郁。

科学的范式是假设——求证，通过严格的逻辑的一致性研究问题。

不仅改变了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还用自己的语言方式阐释，并统一了其他文化中关于精神疾病的理解。

换言之，目前针对抑郁症的主流认知，开始向生理因素靠拢。

抑郁症跟感冒、糖尿病、心脏病一样，是一种如假包换的身体疾病，能够被化学药物有效治疗。

伴随着科学势如破竹的洪流，西方化学制药公司也开始攻城拔寨。

4

1993年，礼来制药重新回到中国。

与礼来一同回到中国的，还有礼来1987年上市的抗抑郁重磅药——盐酸氟西汀。

氟西汀是“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这类药物最初是为了替代安定等容易产生依赖的镇静剂。

令人意外的的是，他更适合抗抑郁。

当然，就像精神医学界通常认为的那样，焦虑和抑郁是精神疾病的一体两面，常常一同出现。

作为一种新药，礼来在此药的推广上，可谓将学术营销的影响力充分展现。

从80年代SSRI药陆续上市起，有关抑郁症的论文出现了井喷，凡是对SSRI药物有利的论文，药厂都投入巨资帮助其传播。

同时，它们也资助行业权威研究这些药物，在通俗杂志上投放“有偿新闻”，即如今的“软文”，还赞助面向公众的科普活动。

据统计，1990年到2000年，欧洲的精神药物市场从21.1亿美元增长到47.4亿美元，美国则更是从 25亿美元扩张到116亿美元。

1999年，礼来的氟西汀达到销售巅峰，全球销售达26亿美元，成为全球第6畅销药品。

今天人类对于抑郁症的认识，就是在这一时期奠基的。

从销售药物到销售疾病，很难说这不是资本主义世界成功的模式创新。

刚重返中国的礼来，似乎早就深谙“深情留不住，套路得人心”的道理，迫不及待的想在中国这片辽阔蓝海复制成功经验。

第一步，得有个好名字。

早在上世纪初就进入过中国市场的礼来，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入理解，盐酸氟西汀有了一个“响亮”且“擦边”中文名——百优解。

不过，一字之差，很多人当成了“百忧解”——一个饱含误导性的名字。

96年开始，礼来就在全国启动了“旭日工程”项目，累计培训4万多名医生，组织600多场大型学术讲座和不计其数的小型学术座谈，编辑整理了30多种及30多万册抑郁症的临床资料供医生们参考。

同时，通过与政府合作，使抑郁症的知识更远，更广的传播，甚至设立了“卫生部———礼来精神卫生奖”，以鼓励新闻媒体对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宣传报道。

CNKI关于抑郁的文献在90年代后快速增长 | 来源：《医学史视域下中国抑郁症发展研究》

走群众路线的西方药企，在中国大获成功，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对抑郁症和百优解都是耳熟能详。

百忧解的销量也从96年不到100万，一跃成为国内市占率最高的抗抑郁药，曾一度占据国内抗抑郁药市场80%以上份额。

5

2014年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成都是抗抑郁药消耗最多的五个城市。

抗抑郁药卖得最好的三个城市，也是中国房价最高的三个城市。

美国的忧郁症患者安德鲁所罗门曾在他的《忧郁》一书中这样写道：

“忧郁症是现代西方世界中产阶级才有的痛苦。”

就像肺结核是用来陪衬贵族气质的，忧郁症亦是发达社会的标志，是城市“中产阶级病”。

过去欧洲贵族追求“白瘦美”故意得肺结核 | 来源：网络

抗抑郁药吃得最多的城市，正成为精神崩溃的城市居民的排演场。

是啊，城市生活的噪音、拥堵、工作压力、高昂房价、996、冷漠的社邻、无情的市场原则，无一不加重人们的焦虑、烦躁，进而演变为抑郁。

虽然看上去符合逻辑，但实际上是一种“幸存者偏差”。

所谓抑郁症的“阶级性”，不如说是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较好的人群，容易接触资讯，从而知道抑郁症，而且吃得起药，看得起病。

实际上，大量穷人不知道抑郁，更别说使用抗抑郁药物。

但欧美一些广泛普及抑郁症知识的发达国家，又面临着抗抑郁药物滥用的问题。

财新曾报道过东北城市的年轻人滥用镇静、镇咳药物获得快感 | 来源：《财新周刊》

部分人在了解了抑郁症的相关知识后，不但不会忽视抑郁症，反而会将正常的抑郁情绪（甚至是正常的非愉悦的平静情绪）也理解为一种应该利用药物进行调节的状态。

这就导致了这些国家，诸如百忧解等抗抑郁药的滥用。

正常抑郁情绪通常不需要干预，而轻度抑郁症可以通过自我调节或心理治疗获得恢复。

要知道，有成瘾性的药品，通常分为麻醉类药品和精神类药品两大类。

抗抑郁药，一般是精神类用药，有些具有镇静、麻醉、致幻的效果，有较大副作用。

这就意味着可能导致一些人利用药物获得仿佛吸毒一般的快感。

药物虽然造福了人类，但代价却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6

遗憾的是，我国药企对抑郁症药物市场似乎并不重视。

国内企业在这个细分领域，基本都是仿制药。

来源：东方财富证券

当然，这也跟过去国内医药大环境差不无关系，医院上下打点好，药就能卖个高价，有轻松钱赚，为什么还要费劲担风险去研发创新药。

国内号称“精麻龙头”的恩华药业（002262），几乎全为仿制药，2018年研发投入仅1.72亿，仅占营收的4.46%。

作为创新药龙头的恒瑞医药（600276），虽然麻醉产品线较强，但目前的研发重点，集中在抗癌药。

2016年，国际精麻龙头礼来，研发的轻度阿尔兹海默病药物Solanezumab在III期临床阶段失败，30亿美元的投入连水花都没溅起一个。

事实上，阿兹海默症只是众多精神疾病中的冰山一角。

从发病机制到诊断治疗，精神疾病一直是医学难以窥伺的“黑箱”。

也就意味着市场潜力异常巨大。

从崔雪莉收获的极高关注度来看，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实现阶级跃升，发达国家抗抑郁药高速增长的一幕在我国重演，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随着国内医药改革，鼓励创新药研发，集采政策推进，国内药企面临的是不得不转型的生存环境。

未来，国内一定会有精神类药企异军突起，我们会持续关注。

参考资料

1、王睿——抑郁症发病机制研究进展．医学研究生学报

2、陈剑梅——“神经衰弱”何以变成“抑郁症”：一种社会学视角的分析.医学与哲学

3、刘佳莉，苑玉和，陈乃宏——抑郁症的治疗研究进展.中国药理学通报

4、何伶俐，汪新建——抑郁症在中国的传播.医学与哲学

5、徐子铭——中国人为什么突然得上抑郁症.大象公会

6、窦泽南——幸福的北欧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自杀.大象公会

7、金雯——中产阶级的精神痛苦.新周刊

7、何玮——“心灵感冒”不容小视，其间市场大有乾坤.东方财富证券

（来源：君临汇的财富号 2019-10-22 13:12） [点击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