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城商行经历了从异地扩张到收缩降速的周期。大浪淘沙，城商行展现出不同的生存境遇。

北京银行（601169.SH）作为行业内规模最大的一家，市值稳稳在千亿元上方，自2018年开始，净利润也站到了200亿元以上；

另一个行业标杆上海银行（601229.SH）在净利润表现上低于北京银行，但市值同样超过千亿；

以江苏银行（600919.SH）、宁波银行（002142.SZ）、南京银行（601009.SH）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城商行，则呈现出快速发展的状态，异地业务有声有色，收入规模和净利润水平稳定快速增长。

但一些城商行就没有这样幸运。典型代表如未上市的包商银行，信用风险严重，最终被人民银行和建设银行托管，成为了20年以来的第一个托管案例，引发了行业地震。还有一些城商行虽然没有爆出问题，但资产质量同样堪忧，亟待破局。

历经快速发展的银行业同样出现分化的问题。但不同于其他行业，银行机构一旦出现困境，波及面甚广，是监管层不愿看到的。

如何让城商行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保证资产质量的稳定？如何让城商行在做大做强的同时，保证对中小企业的支持？ 政策风向

最近几年在证券市场中表现最好的银行股——招商银行（600036.SH），曾经在2014年做了一件让其他银行意想不到的决定：将所有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计入不良，并相应增提拨备。

在不良资产的认定方面，可以说，招商银行最早采用了相对保守的姿态，这意味着潜在风险的暴露，和在经营方面需要秉持更加谨慎的态度。

2018年，这一原则开始在其他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中推广。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被要求在6月30日之前将全部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计入不良。

属于地方银监局管理的地方法人银行，则获得了一定的缓冲期限，但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原则。

可以预见的是，不良资产认定口径的变化，最终会导致一些城商行的利润情况发生变化甚至是“骤变”。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余额纳入不良贷款，理论上来看会使银行当期的盈利减少，但同时也会更加真实地反映出银行的资产质量，充分暴露出不良，银行的经营也会更加稳健审慎。

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麦肯锡中国区金融机构咨询业务负责人曲向军也认为，随着利率市场化、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很多银行盈利会受到影响。下一步银行可能要考虑实体经济有哪些增长点、贷款要如何投放、投向哪些领域。整体来看，将预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也只是整个城商行系统面对环境改变的一部分——在此之前，银行对于资产安全程度的认定，有着相对宽松的标准，这成为了银行利润调节最大的“变速器”，如今这种局面发生了明显的改观。

根据安永发布《中国上市银行2018年回顾及未来展望》报告显示，上市银行在2018年度的净利润持续增长，但城商行和农商行的净利润增速则相比2017年出现了下滑，显然是受到了政策变化的影响。 老大难问题 城商行的不良资产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传统问题，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自1995年深圳城市合作银行开业，中国的城商行兴起之初，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服务本地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但是城商行的组成单位，也就是大大小小的城市信用社，都面临着严重的不良资产问题。

例如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就曾经明确的表示，别人都是从零起步，北京银行是“从负起步”，因为在当年北京银行从90家城市信用社合并的时候，其中很多信用社就已经存在大量的呆坏账问题，甚至危及到企业正常的经营发展。

另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汕头银行，在1997年成立之初，这家银行由13家城市信用社组建而成，资产80多亿元，网点50多个。但仅仅四年之后，汕头银行就发生了储户资金无法偿付，严重的资不抵债的问题，被迫停业整顿长达十年之久。

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倒闭的银行海南发展银行，也有类似的经历。1997年，央行关闭了在海口的5家破产信用社，而这些不良资产、债务问题都被划到海南发展银行旗下，这导致原本就有大量不良资产的海南发展银行不堪重负，最终在第二年被人民银行宣布关闭。

从这些时代比较久远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困扰城商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并非是一个新鲜问题，而是一种基因中携带的“骨子里”的问题。

不良资产问题产生不仅要从企业经营自身的角度去考虑，同时也要结合银行经营的土壤去综合理解。

城市信用社快速发展的时期，正是中国小企业快速发展的时期。以汕头银行为例，在1997年合并之前，当地充斥着大量个体户、小企业和私营公司，这些都是当时从信用社获得大量贷款的群体。

这些小型企业成立的基础就是“南巡讲话”之后的经济建设热潮，在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刺激下涌现出来的。最终等待这些小企业和他们的“金主”城商行的，就是开始于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和中国艰苦的“软着陆”历程。

时至今日，小企业给城商行带来大量业务的同时，也一样带来了经营成本高、资产质量堪忧甚至是频繁跑路等问题，和20世纪末的困境并无二致。如何破解，是摆在经营管理者面前的难题。 科技双刃剑

科技手段曾经被视作城商行和中小型银行发展的重要抓手，因为包括互联网、大数据在内的工具，可以降低城商行的经营成本，提升风险防控能力，甚至可以挖掘到一些新的业务。

在这样靓丽前景的诱惑下，有不少城商行大规模投资金融科技。例如西北地区最大的城商行之一兰州银行在五年的时间里投入了10亿元，自主研发各类金融科技工具；西安银行则是上线了自己的“西银特惠”城市电商平台，主打地域特色消费；江西九江银行上线了一套智能投顾系统“财富智投”，试图升级理财业务。

中原银行对于科技有着更高的专注度，董事长窦荣兴甚至表示未来中原银行将成为一家具有金融属性的科技公司，“通过大数据等技术，可以快速地作出用户画像。而过去的方式不仅速度慢，且掌握的信息也较有限。有了数据信用做支撑，金融机构可以明确知道企业客户的情况。基于对风险的精准把控，金融机构的这层顾虑也就打消了。”

然而中原银行2018年的业绩却并没有体现出大举投入金融科技所带来的成果。2018年报显示，中原银行净利润24亿元，同比下降了37%，但不良贷款率却从2017年的1.83%上升至2.44%，不良贷款余额约46.50亿元，较上年末增加约20.63亿元。

至少从这份年报数据来看，中原银行对于金融科技的投入并没有直接带来资产质量的回升，或者是盈利能力的提高。

中原银行的问题并非是个案。城商行经营业绩下滑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金融科技能力最强的金融机构——互联网化的金融公司业务下沉造成的竞争加剧。例如，大量城商行所着力推动的本地生活型业务（包括水电燃气缴费、本地消费等），都受到了来自支付宝、微信和美团的冲击。

可以看到，金融科技的进步在给城商行带来能力和价值提升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一些更加强大的竞争对手。两者之间“和平共处”的时间和空间，都在越来越少。 奉旨卖身？

2005年，城商行跨地域经营的大幕拉开，在那之后的几年里，是城商行发展速度最快的时间。

受益于“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城商行得以大规模扩展省外业务，在2010年左右最高峰的时期，每年新开网点的数量一度超过了过去网点的总和。

但在2011年之后，城商行的高速发展引起了高层领导的警觉，随之而来的就是降温、降速，城商行必须对于区域内的企业进行更多的“金融支持”，但企业规模增长也无法恢复到以前的速度。

明确了地域化经营的原则之后，城商行面对跨区域经营的股份制银行、国有五大行的劣势变得更加明显，也失去了更大的盈利空间。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年报，A股上市城商行利润的总和，尚不及中国银行一家的水平。

在这种局面下，大量城商行很难再次出现此前高增长的态势，银行之间的分化还会进一步加剧。行业内的一些企业也会因此受到严重的考验，如包商银行的经历，还将在其他城商行身上上演。

这不仅是城商行所要面对的局面，同时也是农商行甚至是一些股份制银行业必须去面对的现实。小型银行亟需在互联网金融、大型银行机构的夹缝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

麦肯锡最近三年推出的《中国银行业价值创造报告》明确指出，未来三到五年，银行业会有两个重大趋势：一是马太效应，强者恒强，弱者更弱；二是一些“受灾严重”的农商行和城商行将会被并购。

2019年2月，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肖远也曾经明确表示，对于风险机构将会采用包括兼并重组在内的多种手段来压降风险。可以看出，在监管层看来，行业的整合确实可以起到抑制风险的作用。

对于很多城商行来说，除了探索出符合自身特色的经营道路之外，找到一个合适的“大树”作为依托，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来源：英才杂志的财富号 2019-08-21 17:01） [点击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