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香港给我的，我也要为香港做些什么。”

文 / 华商韬略 杨凯

“曾经为香港、为中国，做过一点事的人。”这是梁锦松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

他曾是国际金融界华人中的翘楚、香港教育改革先锋、香港财政司司长，也是中国金融界的启蒙者之一。但大部分内地人对他的认识，还只停留在“跳水皇后”伏明霞的老公。

【从辍学边缘到文科状元】

梁锦松祖籍广东顺德，与杨国强、何享健是老乡。

1949年，梁父放下锄头，举家前往香港打拼。他从酒店服务员做起，靠着努力一步步从底层爬到普通工薪阶层。不过，家中有9个孩子，生活条件仍相当艰苦。

1952年，梁锦松出生，排行老三。他自幼顽皮，小学时常逃课，但还是凭着那股聪明劲儿考上了精英辈出的香港英华书院。

英华书院面向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三所高校的入学率超过50%

对于他这样的家境而言，读书几乎是唯一的出路。可梁锦松偏偏最讨厌“填鸭式教育”。

中学5年，他疯狂地爱上了打乒乓球，又将大把时间用来搞校内报纸，结果荒废了学业。

乒乓球倒是打得出神入化，可中五（相当于高二）会考只考了13分。按照学校制度，梁锦松不能升读英华中六。

“那时我只有16岁，出去找工作连成人身份证都没有”。

梁锦松去找校长求情。语文老师陈耀南赏识他文采出众，力保梁锦松。校长艾礼士最终通融了。见他家境贫寒，艾礼士还让他免费住在学校食堂，“帆布床，晚行朝拆”。

从此，梁锦松开始发奋读书，1年后以香港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香港大学经济及统计学专业。

从辍学边缘到文科状元，梁锦松的事迹一时传为佳话。

有人问他学业突飞猛进的秘诀是什么。梁锦松笑着说：“懂得输，才会赢。”这是他打乒乓球悟出的道理，也是他的座右铭。

一次乒乓球比赛决赛上，最后一局他以一分之差落败。放下球拍后，梁大哭。“后来我想，哭完之后就不打球了么？”

他说，现在的年轻人缺乏韧性，大概是竞赛经验不够的缘故。“打球不一定赢，但你能学会输。这世界懂得输，才懂得赢。”

回忆起当年打乒乓球的日子，“我从来不会后悔”，他斩钉截铁。

梁反而替现在的学生可惜，“学生被教育制度压制，只知道读书，却没办法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传媒喜欢报道十优状元，为什么不报道打乒乓球好，搞学生会好的人？”

要打破规则，必须先适应规则。

尽管靠读书出了头，但梁从未和教育制度和解。

他立志改革教育制度，“香港教育不改革，死定了！”

1990年，还在花旗银行任职的梁锦松，偶然结识了后来的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当时，李是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咨询委员会成员。在他的介绍下，梁锦松加入了委员会。

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咨询委员会为香港政府提供关于高等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的政策咨询。大学怎么拨款、学校开什么科目、怎么进行学术评审等问题，都由这个委员会向香港政府建议，政府一般不会驳回。有点类似内地的教育部。

梁锦松在这里服务8年，做了6年副主席、主席。

香港回归后，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任命梁锦松为行政会议的非官方成员，同时担任教育统筹委员会主席，掌管教育事务。

2000年前后，梁锦松牵头在香港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包括课程改革、实施语文基准试、取消小学升中学的学能测验、学制改为“三三四”等。

在他的带领下，香港教育制度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学制减轻了学生考试负担，增加了实用学科和职业教育，利于学生多元化发展，亦为内地学生赴港读书提供了便利。教育开支占政府支出比例提升至四分之一，香港高校排名直线上升。

激烈却卓有成效的香港教改引起了世界各地的广泛关注。

“高分低能！”梁锦松批评学能测验时一针见血。

个性刚烈率直、工作雷厉风行，这也帮助他日后走上了更大的舞台。

【打工皇帝的中国心】

梁锦松1973年从香港大学毕业。适逢花旗银行改革，开始聘用香港的大学毕业生为银行练习生加以培训。梁作为新政的受益者，成为第一批进入花旗银行的毕业生。

才华横溢且勤奋刻苦，入行仅2年，梁锦松就被委派到菲律宾接受外汇买卖培训，成为香港第一批精于外汇买卖的高手，并成为罕见的“常胜将军”。

梁锦松为花旗银行赚了不少钱，逐渐成为花旗银行的重点培养对象。1982年，他被“公派”到美国，完成了哈佛大学管理人员发展课程。

此后，梁锦松还先后被派往纽约、新加坡、马尼拉等地区担任银行管理要职，负责企业、地产及贸易融资、外汇及股票买卖、私人银行业务、项目贷款及基金管理等各项业务，成为国际金融界不可多得的全才。

1992年，梁锦松升任花旗银行香港区行长，这是彼时华人在香港金融界的最高职位。

梁锦松80年代末与大学女友谭淑芬成婚。但由于经常到世界各地公干，夫妻感情逐渐转淡，未育子女。到2000年，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已是单身。

1996年，花旗银行邀请他前往纽约出任花旗银行总行副主席，条件是要他移民美国。

花旗银行的二把手，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位置。

梁锦松却断然拒绝，并从花旗银行离职。当时，他的年薪加公司分红超过300万美元（逾2300万港币），是名副其实的打工皇帝。

正值回归之际，香港掀起了一波移民潮，大批港人离开。可梁锦松却逆流而动，他说：“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香港给我的，我也要为香港做些什么。”

梁锦松有着很深的中国情结。

1997年7月1日，香港举行了回归交接仪式。梁锦松作为行政会议成员见证了这一刻。

2007年接受凤凰网专访时，他说：“看到五星红旗和区旗升起的时候，我非常激动。我到现在仍觉得是这十年来我最难忘的一刻。”

他说，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期待很久的时代。

梁锦松经常出差，是最早一批拿到特区护照的香港人。过去，过边防填国籍的时候，他一直很犹豫。“写英国也不是，中国也不是，也不能写香港。究竟是什么人？拿了特区护照，以后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写上中国了。”

大学时代，梁锦松曾担任港大学生会会长，是港大学生会内“国粹派”的风云人物。他曾极度崇拜毛泽东，熟读《毛泽东选集》；也是当年香港保钓运动的积极青年。

那时，他经常与现任《香港经济日报》社长麦华章一起组织社会活动。1971年和1972年，他们曾发起寻根运动，追寻香港和中国的文化血脉；举办“中国周”，分别筹划了旅行团到内地的井冈山和韶山学习。

凭着中国情怀，梁锦松对内地金融人才的培养尽心尽力，立下了汗马功劳。

80年代末，外资银行普遍不太愿意与中资银行合作。梁锦松积极推动花旗银行率先接纳中资银行。外资PE的接入，推动了内地PE行业的规范化，也帮中国企业培养了不少人才。

在梁锦松的安排下，花旗银行还为内地筹办了不少财经培训课程。

当时，内地改革开放渐入高潮，但银行和财政部官员对国际金融市场仍缺乏认知。这些课程简直就是“及时雨”。内地现在很多独当一面的财经官员，都曾在花旗听过梁锦松本人的授课。

【降薪90%弃商从政】

外界普遍认为，1997年香港实现了政治回归，而直到2003年，香港与内地签署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香港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回归。而时任财政司长梁锦松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1996年，梁锦松离开花旗银行，担任美国大通银行大中华及菲律宾区董事经理；后又出任摩根大通银行亚太区主席，年薪超过2000万港元。

2001年，应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的邀请，梁锦松弃商从政，出任香港财政司司长一职。

按照规定，梁锦松领取香港公务人员D9职级的年薪，约245万港币，降薪幅度超过90%。

梁锦松说：“一个人花的钱是有限的，我相信一句话，‘赚的钱不是你的，花的钱才是你的’。一个人花的钱不会很多，所以钱从来不是我的考虑因素。”

从非政府公务人员一跃成为香港特区政府的重要领导之一，梁锦松是香港第一人。这非但没有引起争议，反而赢得阵阵喝彩。

熟悉梁的银行界高层人士认为，梁锦松是最佳人选。他熟悉香港的金融市场，而且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性格刚强、执著，不轻易为外界意见而改变立场。

香港总商会总裁翁以登说：“梁锦松的任命可保持商界对本港的信心。”

香港民众也喜欢他。

接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第一天，梁锦松穿着笔挺的西装，却配了一条橙色小花点领带。当记者问他为政府带来什么新元素时，他笑笑说：“至少有个新脸孔。”

梁平易近人的作风令人耳目一新。香港市民见到他时都直呼“阿松”。

“我不觉得自己在做官，只是出来为香港做点事。”梁锦松说。

梁锦松和董建华相识多年。1971年，梁锦松在港大就读时，被船王董浩云（董建华的父亲）创办的邮轮“海上学府”选中，乘坐邮轮游历一整个学期，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当时，董建华刚刚接掌父业，对多方面表现都很出色的梁留下了深刻印象。

1996年底，董建华在当选首届行政长官之后，便开始启用梁锦松以非政府公务人员身份推进香港教改。

尽管各方都对梁寄予厚望，可香港财政司司长面对的，实在是个烂摊子。

彼时的香港，正在奋力挣脱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留下的“后遗症”。刚上任的梁锦松，立马就要面对700亿港元的财政赤字和负资产两大难题。

为此，他出狠招进行经济改革，增加了一系列税项、给公务员减薪、并大砍公共开支。

因为“受命于危难之际对促进香港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卓越贡献”，他被《财富》杂志评为“2001年度全球财经十大风云人物之一”。

2001年，除了出任财政司长，梁的生命中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遇到了“跳水皇后”伏明霞。

当时，他应邀出席香港杰出领袖颁奖典礼，偶然遇见了伏明霞。

只一眼，便是一生。

两人一见钟情，互生情愫。当时，伏明霞刚从国家跳水队退役，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系深造。相识后，梁经常挤时间飞到北京，与伏明霞悄悄见面，感情迅速升温。

可是，梁锦松仅比伏明霞的父亲小两岁。这段“忘年恋”遭到了伏明霞父母的激烈反对。

二人真挚的感情最终打动了二老。

2002年，梁锦松与伏明霞在夏威夷完婚。那一年，她24岁，他50岁。随后，伏明霞为其诞下两子一女。

然而，这段甜蜜的婚姻却给梁锦松的仕途埋下了祸根。

2003年3月5日，梁锦松发布《财政预算案》，增设了利得税、薪俸税、汽车首次登记税、离境税、博彩税等大批税项，以缓解政府财政赤字。

其中，汽车首次登记税由应课税价值的40%-60%改为边际税制：15万内征税35%；15-30万区间征收75%；30万-50万区间征收105%，超过50万的部分征收150%。

重税之下，香港市民本就极度不满。

3月9日，香港苹果日报头版报道了梁锦松在宣布加汽车首次登记税前，于1月18日购入一辆凌志房车，有避税之嫌，涉嫌以权谋私，将来可能要面对法律诉讼。

舆论一时哗然。梁受到市民大面积声讨。

当日，梁公开承认买车的事，表示买车是因为女儿即将出生，需要买入可安装婴儿椅的私家车，只是“一时大意”、“没有避嫌”。随后，他将节省税款的双倍共38万元捐给香港公益金，并多次公开致歉，却始终无法平息民愤。

2003年7月，梁锦松正式辞职。

因为一辆“保姆车”，梁的政治生涯就此画上了句号。

梁锦松任职财政司长的两年，也是香港经济最艰难的两年，前有金融危机余波未消，后有非典紧随而至。但在其任期内，香港经济逐渐回暖。

2001年-2003年，香港GDP总和超过3万亿。CEPA协议的签订更是直接带来了香港经济的振兴。香港房价也得到了有效控制。2003年，香港房价仅为1997年的35%。

2017年，梁锦松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忆及这段经历时说：“我学到了谦卑，得大于失。”

【归来仍是少年】

在商界28年，梁锦松一路顺风顺水。甫一履职财政司长，各方也是鼎力支持。

梁锦松的“财爷”合约为期3年。刚上任时，被问及日后会否重返商界，他说，目前全心全意出任公职，对此并无打算，“在商界28年，这次离开，重返机会很低。”

梁本以为自己会在政界一直待下去，切实为香港做一些事。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政治生涯会如此短暂。

2003年是梁锦松的人生低谷。

下课后短短一周，他就被媒体拍到消瘦憔悴了许多，整个人状态极差。他一度失去了重新出去工作的勇气，有3年半没有全职工作。

最低落时，那个曾跟他不对付的岳父，给了他很大鼓励。

那段时间，岳父常拉上他打扑克，还跟他说：人生就像一副牌，好牌坏牌都会遇到，聪明的人总善于将坏牌也打出精彩。

2007年，梁锦松正式回归商界，加入美国规模最大的上市投资管理公司黑石集团，并任大中华区主席。这一年，他55岁。

上任3个月后，2007年5月，梁成功说服尚在筹备中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认购了黑石集团1.01亿股的无投票权股份，总耗资30亿美元。

把中投和黑石集团凑到一起。这事儿也只有他能办得到。

这是梁锦松在黑石集团最光辉的一刻。

“当时中投还没有成立，楼继伟部长（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做的这个决定，资金是国务院特批下来的，这个事情让全球都知道中投成立了。”梁锦松后来回忆说。

此后，有中投保驾护航的黑石集团在中国市场赚得盆满钵满。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各国股市暴跌。黑石股价由中投投资时的29美元每股，一度跌至2美元每股。市场对中投的这笔投资议论纷纷，梁锦松也倍感压力。

他认为，当时全球股市都遭遇下跌，并非只有黑石的股价下跌，而且更重要的是，中投通过这笔投资，不仅成为黑石的有限合伙人，也获得了如何管理大型投资体系的经验。

到了2014年，黑石股价已回到中投投资时的水平。梁锦松这才安心离开黑石，“心里过得去”。

同年，梁加入香港财团南丰集团任行政总裁。

2018年6月，梁锦松与吴启楠共同创办的新风天域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首次公开募股。新风天域是一家“特殊目的收购公司”，没有资产，只有现金，上市后寻找高成长的非上市公司，与其合并，使其获得融资并上市。

2019年7月30日，新风天域与和睦家医疗集团签订最终收购协议，将向TPG、复星医药等现有股东收购和睦家。交易完成后，新风天域公司将更名为“新风医疗集团”，成为中国已上市的最大综合私立医药服务机构之一。

梁锦松关注医疗产业已久。早前就曾投资过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康复医院成都顾连康复医院。

“行公益，好怜悯，存谦卑之心。”是他一直倡导的投资理念。

再次回归商界的梁锦松仍时刻关注香港发展。

2016年7月，他牵头成立“教育2.1”小组，汇聚了17位教育界精英、商界领袖和专业人士，研究如何继续改善香港教育。

如今，梁锦松的行程依旧绵密，他精神饱满地穿梭在人群中，每一天都在和时间赛跑。

问他人生有什么挫折，他不温不火：“有过，都忘了。很快就忘掉了。”

67岁，少年依旧，初心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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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商韬略官方账号的财富号 2019-08-16 10:52） [点击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