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老退下来后的思考，让我们领略到他极为睿智的一面。第一，在位和不在位天差地别。现实中的决策都是各种利弊的权衡和取舍，极少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选择，所以不在位者其实很难客观评价在位者的决策，尤其是在 考虑到信息不对称之后。第二，动物精神是一种“快思考”，这种思维模式几乎主导了我们所有的短期决策，特别是在金融市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实体经济，有相对固定的 演进路径；而金融学的研究对象是信用，信任而后能用，信任就是人心，本性多变，且多由动物精神主导。第三，创新和监管永远是一对矛盾，政策制定者们必须做出选择，是否应限制甚至禁止很多正常市场活动，并且接受这些措施对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而这些市场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动物精神主导的。第四，对于金融资产定价，风险是第一维度，收益是第二维度，流动性是第三维度，筹码是第四维度。第五，独立性是相对的，比如美联储的决策是独立的，但美联储本身的独立性可以通过立法来改变，政策制定者的本性是寻求政治痛苦最小的解决方案。第六，我们无法在消灭不定期的非理性冲动的同时，又不显著影响平均经济增长率和生活水平。社会发展需要鼓励乐观主义心里倾向，也包括非理性冲动，哪怕这些冲动在某些时候会产生过度效应。1经济预测始终是一门关于概率的学问，预测的不断失败并不能阻止我们对无法实现的先知先觉的追求，这是人类的本性使然。2我们的思考过程其实更多依赖于直觉而非逻辑思维。虽然所有知识和物质的进步最终都需要系统化的逻辑思考的证明，但我们的日常思维却很少采用那种严密的模式。急速变换的金融市场及其相关领域的多数决策都取决于瞬间的反应判断，这是一种“快思考”。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性思考则是一种“慢思考”。但所有这些动物精神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理性的调节，在理性调节下的动物精神显著影响了宏观经济决策及其结果。3人们的风险厌恶程度和幅度在长期内非常稳定，例如南北战争结束时的优级铁路债券相对于美国国债的溢价幅度，与二战之后的情形非常相似。人们的时间偏好水平也没有明显的长期变动趋势，比如古希腊的利率水平就非常接近于我们今天的市场，英格兰银行在1694-1972年的官方利率一直在2%-10%之间波动，70年代后期滞涨中提升到17%，此后又回到个位数的历史区间。4从众是仅次于恐惧的另外一种最重要的心理倾向。人们的幸福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收入与类似群体乃至榜样人物的比较，而不是客观的物质指标。从众不但是指个人的模仿习惯，还是一种群体行为准则，因此会对整体经济产生影响，现代社会媒体的出现更是加剧了从众行为。5时间偏好加上风险厌恶与从众行为，主宰着所有收益资产的定价，经过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利率基准点由时间偏好确定，然后根据经济体中储蓄与投资的消长以及金融中介化的程度形成波动。6人类在现实中的所有行为都至少会受到动物精神的部分影响，而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是完全理性，所以可以理解为动物精神给完全理性模型的结果打了个折，完全理性模型可以让我们了解经济发展的可能上限在哪里。7流动性是风险厌恶水平的函数，当风险厌恶水平快速提高时，流动性随即蒸发，此时金融业被最可怕的动物精神控制了：恐惧所带来的惊散效应。8人们认为概率分布的负面“尾端”应该是很扁平的，然而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我们发现尾端的形状其实相当“肥大”。恐惧倾向的影响力度要远远大于狂热倾向，因此调整后的真实世界的概率分布状况是，正面结果的尾端依然小得难以察觉，而负面结果的尾端将变得非常明显和突出。9所有投机泡沫在其膨胀期内都有着大致相似的轨迹和时间结构，泡沫的产生经常是由于人们越来越相信能实现稳定的长期生产率和产出增速，同时保持稳定的物价水平，并有一定比例的市场参与者把这种变化当成结构性变化。10某些学者倾向于通过逐步收紧货币政策，以渐进方式去除泡沫，但在实际操作中此类渐进政策似乎从未奏效过。政策制定者随时面临各种非市场问题，我们可以在泡沫膨胀初期就将其识别出来，但还不能预见其复杂的解决和崩溃过程。政策制定者们必须做出选择，是否应限制甚至禁止很多正常市场活动，并且接受这些措施对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点击查看博客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