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维

　　“我平均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走3万多步，爬110层楼，瘦了6公斤……”日前，山东临沂大学文学院教师邢斌兼职外卖员一个月的经历，引发广泛关注。

　　大学老师送外卖，这样的身份反差的确很有话题性。近年来，关于外卖员的讨论一直很多，每隔一段时间，来自外部精英的“参与式观察”就会刷屏，有渐成新闻现象之势：先是《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刷屏，再是北京人社局副处长王林“送外卖12小时赚41元”冲上热搜，后有北大博士为完成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体验了近半年的骑手生活。如今大学教师也要躬身入局，人们自然也有新的期待。

　　“如果对生活没有切肤之痛，那么写出来的东西终究是轻飘飘的。”仅就邢斌的动机而言，这样的“理解之同情”，无疑是相当宝贵的。每小时收入10元是常态，20元是极限；遭遇不少冷眼，更愿回忆温暖的瞬间……通读其自述文章《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不难看到，即便仅作为一项体验而言，送外卖也并不浪漫，其中的艰辛劳累，旁人恐怕难以感同身受。心同此心，心同此理，愿意平视他们、走近他们、为其发声，这份对他人命运的真诚关切，本身就值得我们的掌声。

　　作家夏天敏说过：“文学创作者要匍匐在大地上看待生活。”如果说走出书斋、深入底层，本应是一名学者的自觉，那么在此过程中，能够反思自己的局限性，这份清醒则更为难得。正如他在文中指出：“底层人生活在底层的信息茧房；知识分子生活在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两者经常是不相通的。”知识分子可能是“善用语言”的一群人，但如何更好地实现“语言介入”，却不能不加思虑，步入蜻蜓点水、浮于表面的泥淖。邢斌的自省，又何尝不是他人观照自我的一面“镜子”？

　　也许是出于身份的特殊，邢斌带有人文色彩的“个体叙事”，难免会被当成严肃的学术讨论。比如有人撰文指出，文中对平台的部分批评不够客观，显得情绪化；针对其提到的骑手工作量和时长等问题，一家外卖平台也作出了回应。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些质疑的声音，而抹杀这次体验的价值——外卖骑手的权益保护不是简单的道德选择题，其中涉及复杂的权衡，网友、业内人士、平台等多方展开讨论，其实也是吸纳多元意见的契机，这似乎也正应了邢斌的期待：“我无法给出确定的解决方案，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发现问题，我们再共同推动问题的解决。”

　　据报道，邢斌正在体验另一种职业，未来建筑工、快递分拣员等工作也在他的选择范围内。不止于体验，也不止于共情，让“看见”产生更多“联结”，这或许便是故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