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货币政策可以有，但是要做得谨慎一点比较好”“非常时期，结构性货币政策成为挑大梁的角色”……近日，多位经济学家在五道口论坛上关于货币政策的讨论，引起市场广泛关注。

　　近年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为金融直达实体经济、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课题组在工作论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出击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和实体经济发展》中指出，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向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部门定向注入流动性，已经成为主要经济体货币当局的广泛共识。

　　不过，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背景下，市场也在关注，货币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还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其中，总量政策、结构性政策哪个更为有效？

　　在5月14日举行的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应更关注宏观层面效应，对一些结构性政策措施保持相对谨慎的态度；而另有观点表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可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

　　精准发力，结构性货币政策需谨慎？

　　关于货币政策如何精准发力的讨论由来已久。

　　2022年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积极做好‘加法’，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投放贷款，促进金融资源向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行业倾斜”。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提到，疫情暴发以来，我国没有搞“大水漫灌”，而是采取结构性货币政策逆周期发力，信贷资金直达中小微、科技型企业，定向精准支持制造业等重点领域，在货币总量基本匹配经济需求的前提下，既激活了微观主体活力，增强了总体创新能力，稳定了产业链、供应链，也稳住了宏观经济。她提出，时代呼唤新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新的货币经济学理论，以解释“在非常时期，结构性货币政策成为挑大梁的角色”。

　　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累计投放基础货币2.3万亿元，有助于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合理充裕，支持信贷总体平稳增长。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有效地支持了经济复苏。2022年一季度，金融机构贷款增加8.3万亿元，同比多增4258亿元。

　　相较之下，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等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推出了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做法。

　　在张晓慧看来，长期的超低利率未能带动长期生产率的提升，相反却鼓励了短期刺激、助长了资产泡沫。近年来新冠疫情的反复又使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供应链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叠加俄乌冲突，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和利率则显著加大了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避险情绪高涨，全球经济由此增添了许多新的不确定性。无论是货币经济学理论还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矛盾，尤其是地缘政治冲突期间经济金融制裁的滥用，令人不得不怀疑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否还能继续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

　　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则提出了不同看法。黄益平认为，当前货币政策可能还是需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总量上，“结构性货币政策可以有，但是要做得谨慎一点比较好”。

　　黄益平对过多关注结构性政策表示担忧。他以小微企业贷款举例称，这些年小微企业贷款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政策推动和风控创新，但是大部分中小金融机构没有给中小企业发放更多贷款的主要原因不是缺乏流动性，而是缺乏有效的风控手段，“货币政策释放流动性之后，银行反而更多愿意给擅长做、能做的企业贷款”。

　　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金融发展与监管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行长张健华也指出，结构性货币政策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他认为，如何选择定向支持工具、结构性工具支持的行业，从理论上来说如果指向性这么清晰，那就要求央行或政策制定者走在市场前面，需要更清晰地知道投到哪个行业效率会更高，央行要比市场更加聪明。

　　张健华以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为例解释称，截至2022年一季度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20.77万亿元，但整个再贷款再贴现一共2.47万亿元，“也就是说政策吸引力主要是靠价格优惠，但作用有限，主要是有考核。”

　　张健华指出，需要考虑通过这种方式影响银行业的资产负债结构变化是不是最佳的，从资源配置效率上来说是不是最优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可能会有这种效果，但是要能够发挥作用的话，还需要有些前提和条件去引导资金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这一点是我觉得我们货币政策在未来需要考虑的。”

　　拉动经济增长，宏观政策哪个更有效？

　　实际上，货币政策工具之所以被广泛讨论，除了上述原因外，另一个焦点还在于，在疫情冲击叠加多重压力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哪个更能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在货币政策包括金融监管政策领域最应该做什么，同时应放弃哪些顾虑？

　　“不惜代价也要把经济搞上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认为，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将主要体现在二季度，消费恢复可能较为缓慢，并且，疫情阻碍了房地产业复苏态势。他认为，目前对我国经济影响最大的两个事件是俄乌冲突和疫情，后者更受到人们关注。

　　基于此，他建议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参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予以稳步提升，使私营经济恢复发展，并积极配合财政政策的落实。

　　非常时期，对于宏观政策如何发力，监管高层也已有多次清晰表态。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9日召开会议要求，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扎实稳住经济，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加快落实已经确定的政策，实施好退税减税降费等政策，用好各类货币政策工具。要抓紧谋划增量政策工具，加大相机调控力度，把握好目标导向下政策的提前量和冗余度。

　　市场另有观点认为，疫情管控是现在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很多经济活动无法展开。基于此，货币政策没什么作用。

　　“其实可能恰恰相反，货币政策的作用比平时更能起到作用而不是更不重要，在疫情管控措施下，货币政策做得好或不好对经济的影响更大而不是更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强调。

　　张斌认为，如果把疫情期间的经济环境比喻成森林火灾的话，货币政策的作用有三个方面：防火、灭火、救灾。

　　“从货币当局掌握的政策工具和它的专业技能来看，在防火和灭火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因为其他部门做不了，只有货币当局有这种专业能力和工具来做。在救灾方面货币当局也可以有所作为，但没有特别优势，更多是一个辅助作用。因为疫情期间不管是企业还是消费者，很多经济主体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经济活动，自然而然就会出现现金流断裂的问题，疫情防控阶段可以说森林里到处都是火星子，地下藏的都是小火苗，这个时候就需要普降甘霖，需要下一场大雨，靠的是什么？这场大雨就是总量政策，具体来说我认为就是降低利率。”张斌称。

　　黄益平则强调，财政政策可能更重要，“原因在于，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已经不仅仅是增加流动性，扩大经济需求，而是很多企业、很多家庭现在都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货币政策的直达工具，更多需要财政政策的直达工具。”